当时的官场中人，几乎个个都对权力特别热衷。清朝末年，仕途拥挤，升迁不易，得一个实权的官缺，必须抓紧时机，利用手头的资源，好好开发才行。首先要面面俱到，是佛都要拜到，一个都不能怠慢，博一个好人缘；其次，要充分利用关系，尤其是要利用已结识的大佬，让他们为自己鼓吹。这期间，关键是对权力要敏感，能及时把握时机，从同僚和大佬们不经意的言谈中，捕捉官场升迁的信息，及时站在得势者的一边，又要不露痕迹。像赵烈文这样，只知道做事，对权力不仅不敏感，而且公事公办的官员不被人参下来，已经是万幸了。毕竟他是曾国藩保举上来的人，人们多少会给他点面子。
事实上，大清的官场中人，都明白升迁之道在哪里，也都长了个对权力极其敏感的大脑。这些人的学问自然是一塌糊涂，对干事也不甚了了。要说他们聪明吧，他们对很多常识都一无所知，要说他们愚钝吧，对权力方面的事情又特别精明-聪明才智都偏到了一个点上，脑细胞似乎都集中到了某一个区域上，好像得了偏头症。
赵烈文是个把什么都看得很透的人，怎能不知这里的名堂，所以，做了两任知州，他就卸任回乡了。他知道，这样的官场，别说是他，就算他的老师曾国藩也奈何不了。果然，没过多久，因为天津教案问题涉及国际纷争，闹得沸沸扬扬。可当时的官场上碰到事，官员们就知道嚷嚷，具体处理问题，谁都不伸头，结果曾国藩去了，化解了一场国际危机，大家又都骂他卖国求荣。几乎在一瞬间，大清就把一直捧到天上的人，踩到了泥里。被踩到泥里的曾国藩，不久就去世了。
有这样的官场，这样的官员，这样的偏头症，大清怎能不呜呼哀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