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琦善在广州私自割地赔款的劣迹败露，道光又以其有损"国体"而革职拿问。深居九重的道光，不知英国来自何方，不明殖民主义为何物，不谙海战陆战的情势，一以天朝的体面和自己的虚骄为是非，凭借滞缓和不实的奏报，以指挥千里外、变化无常的战场，安得不在战争的起伏中进退失据？
如果说鸦片战争是第一次碰上殖民主义的新敌，道光猝然临之，缺乏实际认识，没有思想准备，只能以传统的武器和战术御新敌，那还说得过去。虽然风起于青萍之末，殖民主义者的兵舰早在战前两百多年以来就不断出入中国海面，衅端日增，由于清朝一贯的自尊和封闭政策，对西方世界仍茫然无知，历史造成的这种蒙昧，也不应苛求于道光。
但是战争的结局--《南京条约》的签订，对道光该是创深痛巨的，教训是活生生的，何况殖民主义者的胁迫接憧而来，理应幡然变计，有所更张。而从战争结束到道光驾崩的八年，应该说是变战败为动力的关键时刻，可道光在这八年里都做了什么呢？
他虽然一再下诏练兵设防，整顿吏治财政，图谋挽救。可惜这些并没有超出战前所有政令，从中看不到一条是由战败得到的新启示，不仅林则徐前此探询西事、翻译西书没有引起道光帝注意，连影响日著的魏源《海国图志》也被置若罔闻；他不仅未能循战争的败征追踪事变的由来，连五口开放的动向也未能触动他的心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