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魏征子辈活动于高宗、武则天时期，担任的多是四品官，只有叔瑜做到了三品官，四兄弟均知名当时，整体上属于唐代的"通贵"一族。第三代主要活动于中宗至玄宗时期，除了魏华官居四品外，其余人都是五品及以下小官，显示家族已逐渐退出"通贵"行列。就家族发展态势而言，嫡裔留居长安奉祀魏征，支裔多迁居洛阳，但大体上没有离开两京这个最核心的地区，这也给魏征后裔借由祖先的名望在仕途上的发展带来便利。
不过，一旦政局变化，聚居两京者同样首当其冲。安史之乱中，来不及逃走的皇亲贵戚、勋旧子孙出仕安禄山政权的大有人在，叔琬的孙子魏系因是魏征之后，当时也被胁迫，但他托病躲过一劫，保留了底色。他一生历大理评事、大理司直、邓州南阳令、襄州襄阳令，晚年才当上河南府伊阙县令这样的六品官。对此，为魏系撰写墓志的张莒极为不满，他说："皇唐历祚九叶，仅百七十年，虽神祇历数之运，保在天命，而深源固本之道，动自文贞。纵子孙之龊龊常才，尚宜赏延邑食，世世无绝，况贞固弘朗之器，而不及大位者乎？为后之□国者，旷是大体也，为文贞谦让之德，而授之子孙欤！""文贞"是魏征的谥号，张莒对魏征的功绩给予了超乎寻常的肯定，认为李唐之所以能保有天下，除了天命外，"深源固本之道，动自文贞"，这是高宗以后从未有过的评价高度。然而，这样的评价仅仅是一个前乡贡进士在撰写墓志时的愤慨之语，或者也正是魏征后裔们的不满，因为官方层面对于魏征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尊崇举动。魏征的政治遗产越来越受统治核心层的冷落，与贞观十七年之前相比，不啻天壤之别，其后裔也只是以普通的先朝宰臣子孙的身份在宦海中浮沉，并无太多的优待之处。
既然不能借助祖先的名望，就只能在仕途上另觅途径了。魏征家族中有魏崇信一支，不清楚是魏征四子中的哪一支。魏崇信是魏征孙子，官至左赞善大夫，五品官；崇信子魏万，历官昭义军节度副使、尚书刑部员外郎、大理少卿、御史中丞，其中大理少卿是四品，御史中丞是五品。魏万子魏丹，官守博州长史兼侍御史，也是五品官。魏丹子魏湘卒官相州长史摄博州司马，亦是从五品。可以看到，这一支自魏崇信以下四代，均官居五品以上，虽未进入三品行列，但能够保有"通贵"的身份一百多年，也是十分不容易的了。值得注意的是，魏湘父子两代都是魏博节度使的文僚，他们婚姻的对象也都是魏博节度使的僚属。中唐以后入幕之风盛行，但河北藩镇与中央朝廷的对抗使得入幕文人大多前途黯淡，唐宪宗以后入幕河北藩镇的士人极为有限。魏万官至御史中丞，职位不低，他生活的年代又正好赶上魏征历史地位快速抬升的好时机，常理上仕途不会太难，但不知何故，他却远走河朔，最终魏丹父子完全在地化了。有意思的是，魏丹父子死后都埋葬在相州安阳县，距离魏家祖茔魏州临黄县直线距离是87公里。祖茔埋葬的是魏征之父魏长贤，魏征与家乡的联系极少，卒后又是陪葬昭陵，魏万一系入幕魏博，这样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与"魏征"所代表的忠直价值观相违背，他们没有归葬长安，而是选择在临黄故里附近落户，或许正是这种矛盾心态下一种两全的选择吧。
魏謩中兴
魏征历史地位的快速抬升出现在安史之乱以后。当时有一股潮流，认为玄宗时代科举考试重诗辞，导致儒家的礼义不行，在面对叛军时，忠义之士太少，以至于叛军能够长驱直入长安。所以乱后重建社会秩序，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加强教化，崇尚实学。这种对于仁义、礼让、德业的推崇，其实是对儒家传统道德的回归，而此时所处大乱之后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的社会现实，与唐初又颇有几分相似。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魏征所倡导的"王道政治"又重新彰显出历史价值，"贞观故事"对于凝聚民心、重塑李唐正统的作用也日益凸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