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士气低落，缺乏战斗意志的明军官兵，为了逃脱埋骨边疆的命运，又不敢逃回原籍，没有别的出路，只有选择落草为寇。崇祯初年担任陕西三边总督的杨鹤说道，“内地流贼起于万历、天启年间。援辽兵丁陆续逃回，不敢归伍，因而结聚抢掠，以渐蔓延。”杨嗣昌也在奏疏中表明了同样的看法，“流贼之祸，起于万历乙未，辽东四路进兵，三路大溃，于是杜松、王宣、赵梦麟部下相率西逃。其时河南抚臣张我续、道臣王景邀击之于孟津，斩首二十余级，飞捷上闻。于是不入潼关，而走山西以至延绥，不敢归伍而落草……”，满人的崛起是造成关内流寇初兴的重要原因。
相比起清军，明军战斗力很弱。
同时，也正是因为后金在辽东势力不断扩张，才使无地流民逐渐成为明朝统治区的严重问题。随着明廷皇室、官吏的腐化堕落，加上辽东战局迟迟打不开局面，明朝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辽东明军的巨额花费成为需要不断加大投入的无底洞，从1619-1629的十年时间里，明廷花掉的军费多达6000万两，而明王朝每年的岁入通常只有400万两左右，财政严重超支，存在着巨大的赤字。
为此，明廷不得不开征“辽饷”，除贵州不加征之外，“浙江十二省、南北直隶照万历六年会计录所定田亩，总计七百余万顷，每亩权加三厘五毫……总计实派额银二百万三十两四钱三分八毫零”，本来万历皇帝同意在消灭后金政权之后就停止征收辽饷，但战事每况愈下，辽饷也随之水涨船高，在原有的基础上再次加派，每亩再加征三厘五毫。军饷加了不少，战况却没有多少改观，明廷丧师失地，只得继续狠下血本。万历四十八年，明廷再次加派银每亩2厘，每年共计加银9厘，加派银两达到520万两。
天启年间征收的辽饷数目
到了天启年间，关外的局势更加败坏，后金军先克辽阳、沈阳，再克广宁，明军一败涂地，辽西也已岌岌可危。为了重建被打的七零八落的残兵败将，修补堡垒添置大炮等军备，光靠地亩银已不敷使用，明廷进一步扩大了“辽饷”的征收范围，把盐课、关税、芦课囊括了进来，每年征收的辽饷常多达600-700万两以上。
更雪上加霜的是，从天启六年明廷开始实行辽饷预征制，每年十月开始预征第二年辽饷的30%，第二年还缺30%，又要收第三年辽饷的30%,负担一下子就增加了三成。这在一些物产丰富的省份倒还尚可维持，但对本就土壤贫瘠、民怨沸腾的陕西而言则无异于火上浇油，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即将在此爆发。
自天启七年至崇祯初年，被重赋逼的无路可走又饥寒交迫的失地农民和关外逃回的明军逃兵，开始如雪片般涌入起义军的行列，义军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难以应付。从因果关系上来说，如果不是满人的崛起，就不会给明廷造成长期失血的创口，激起民愤的“辽饷”，是明清战争长期持续却无法得胜带来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