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血腥残酷的党争和被忽略的“文字狱”,加速了宋朝的灭亡

2021-09-05 11:00     360kuai

导言:有大V曾经说过,宋朝时文人最幸福的时代,当官容易,俸禄优厚,更著名的是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者,仿佛在宋朝只要会读书,就会成为人上人。但是大V们不会告诉你的是,宋朝时期文人掌权,但是也是文人相互倾轧和攻击最猖獗的时代,官员们结党营私,互相攻击,他们最有效的武器就是使用后世所称呼的"文字狱",构陷政敌。

王安石

最初争论只是书生意气之争,司马光批评王安石变法的理由之一是南人不可当政,曾轻言:"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引乡党之士,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淳厚!"由于新、旧两党更迭执政,王安石曾两度退职,新政时行时废,臣民无所适从。

但是后来演变成排除异己的夺权之争。新党支持王安石的新政,旧党反对新政。两派官吏互相攻击,一得势就贬斥另一派士大夫,其中支持新政的被称为新党,而反对新政的在元祐年间上台被称作元党。最终新党因皇帝的支持推行而获胜,但造成北宋政局的不稳定,也对北宋的政治产生颇大影响。先后持续五十多年,最终导致北宋灭亡。

司马光砸缸

元党构陷新党-进奏院案

宋仁宗庆历四年,范仲淹等改革派发起"新政",遭到保守派枢密使章得象、台谏官王拱辰、张方平等人的反对。王拱辰等抓住改革派同僚诸人参加进奏院祀神宴会,当中王益柔作《傲歌》为把柄,陷害新政官僚,罗织"进奏院案"。原来,王益柔在宴会上所作《傲歌》一首,有"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一句,原系狂放戏言。政敌陷以"谤讪周、孔"大不敬罪名,罗织成狱。案成后,苏舜钦、王益柔等12人遭贬黜。次年,新政领袖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相继遭贬,新政以失败告终。虽说庆历新政并不仅仅由于"进奏院案"而挫败,但罗织文字狱来打击政敌的做法由此而成为政治斗争的手段之一,无疑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后果,直接启发了后来一系列的政治陷害性质的文字案件。

范仲淹

元党构陷新党-王安石《淮南杂说》案

宋神宗熙宁四年,御史中丞杨绘搜罗王安石《淮南杂说》中的只言片语,加以曲解,妄图罗织王安石罪名。其奏疏云:"今王安石于君尊臣卑,重熙累盛之朝,而显然再三丁宁于伊尹放君,周公用天子礼乐之事,臣愿陛下详其文而防其志。"当时,王安石变法遭到保守派的激烈抵制。保守派中人杨绘素与王安石有隙,当年四月甫任御史中丞后,即开始对王安石变法展开攻击,进而又欲罗织文字以攻陷安石。但王安石得到神宗的充分信任,立即对杨绘的诬告进行了反击,王安石上言:"杨绘不宜在言职。"且曰:"臣事陛下即有罪,大臣、近臣理无肯蔽覆者,不必得一杨绘乃察臣所为。但如绘者使在言路,四方宣力奉法之臣,更疑畏沮坏,政令何由成?"结果杨绘被贬知郑州。

宋神宗

新党构陷元党-乌台诗案

北宋大诗人,大词人苏轼就曾因为所作的诗中,被指"包藏祸心,诽谤谩骂",得罪当权者,被捕入狱将近五个月,罪名是包藏祸心、谤讪时政。主要的根据是《山村五绝》、《八月十五日看潮》、《和陈述古冬日牡丹》等几首诗。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

最先把苏轼作诗讽刺新法举报给朝廷的,是他的朋友沈括。熙宁六年,沈括以检正中书刑房公事的身份到浙江巡查新法实行的情况,看到苏轼的诗稿,认为涉嫌诽谤朝政,便上呈神宗。但沈括的意见当时并未特别受重视。后来,元丰二年七月,苏轼进《湖州谢上表》后,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以其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接连上表弹劾苏轼。

何正臣指其"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又以苏轼动辄归咎新法,要求朝廷明正刑赏。御史李定曾因不服母孝,受苏轼讥讽,于此案中也指苏轼有"悛终不悔,其恶已著"、"傲悖之语,日闻中外"、"言伪而辩,行伪而坚"、"怨己不用"等四大可废之罪。御史舒亶寻摘苏轼诗句,指其心怀不轨,讥讽神宗青苗法、助役法、明法科、兴水利、盐禁等政策。最终神宗下令拘捕,太常博士皇甫遵奉令前往逮人。归结起来,乌台诗案中苏轼被指定的主要罪状主要有以下几点点:

大不恭。舒亶求对苏轼"论如大不恭",李定说苏轼"讪上",主要是指苏轼在诗中的两个用典,即"梁窦专朝"与"燕蝠争晨昏所谓"梁窦之比",指的是苏轼作于熙宁六年正月的《次韵答章傅道见赠》中诗句的用典苏轼解释仅仅是讽刺当今权臣当道以及自己性格顽劣不能如马融、班固。但是御史们认为这暗讽当今圣上不明,对神宗皇帝大不恭。"燕蝠争晨昏"则是当时苏轼的一位好友苏舜举用来讽刺转运副使王庭老的一则故事,苏轼当时以之和诗相赠。被认为是指桑骂槐,暗喻圣上不理朝政,权臣摄事。

苏轼在9月被捕后,写信给苏辙交代身后之事,长子苏迈则随途照顾。押解至太湖,苏轼曾意图自尽,几经挣扎,终未成举。捕至御史台狱下,御史台依平日书信诗文往来,构陷牵连七十余人。

元党构陷新党-车盖亭诗案

宋神宗元丰八年,神宗病逝,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起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等执政,改元元祐,是为"更化"。元初,元丰故相蔡确被贬到陈州、亳州、安州等地。蔡确在安州作《夏日登车盖亭》绝句10首,被知汉阳军吴处厚和台谏吴安诗、张焘、王岩叟、范祖禹、刘安世、梁焘等人抓到把柄,轮番告讦其诗作语涉谤讪,讥讽太后,铸成狱案。蔡确"责英州别驾,新州安置;宰相范纯仁、左丞王存坐帘前出语救确,御史李常、盛陶、翟恩、赵挺之、王彭年坐不举劾,中书舍人彭汝砺坐封还词命,皆罢去。"

原来,蔡确早年和吴处厚相识,曾从处厚学赋,有师生之谊。蔡确后来位极宰辅,吴处厚欲以故交攀附,遭蔡确拒绝,并屡次排挤,吴因此对蔡确心怀嫉恨,伺机报复。"会得确《车盖亭诗》引郝甑山事,乃笺释上之,云:郝处俊封甑山公,会高宗欲逊位武后,处俊谏止;今乃以比太皇太后,且用沧海杨尘事,此盖时运之大变,尤非佳语,讥谤切害,非所宜言。","内五篇皆涉讥讪,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君亲,非所宜言,实大不恭。"

吴处厚上奏后,台谏中的元党人立即群起而进攻蔡确。"左司谏吴安诗上疏论确讥讪","左谏议大夫梁焘、右正言刘安世各已两上疏"。梁焘言:"臣风闻吴处厚缴进蔡确诗十首,其间怨望之语,臣子所不忍闻者。"又言:"臣近以蔡确怨望,见于诗章,包藏祸心,合党诞妄,上欲离间两宫,下欲破灭忠义,清议沸腾,中外骇惧,以为确不道不敬,罪状明白。"刘安世言:"伏见吴处厚缴进蔡确知安州所制《车盖亭诗》十篇,多涉讥讪,而二篇尤甚,非所宜言,犯大不敬者。"在台谏的反复弹劾下,此案终于锻炼成狱,蔡确后来也死于岭南贬所。

元党构陷新党-刘挚书信案

宋哲宗元祐六年十月,右相刘挚遭台谏弹劾与邢恕书信往还、接见章惇子弟事,贬知郓州。邢恕素与新党领袖蔡确相善,与邢恕交往,正是刘挚获罪的首要罪状。但这起文字案背后隐藏着元旧党内部吕大防、刘挚争权夺利的斗争。旧党兴治车盖亭诗案,大肆迫害新党之后,刘挚欲打击旧党内部吕大防、苏辙,"以防后患",遂引用杨畏作打手。但杨畏乃是见风使舵之徒,为迎合吕大防,转而和死党郑雍一起攻击刘挚。所以,"雍之攻挚,人以为附左相吕大防也"。刘挚书信案未发之前,郑雍、杨畏已多次以庇佑章亲属,纠结朋党,接见章惇子弟等事弹劾刘挚。刘书信被茹东济献给郑、杨后"(二人)得此大喜,乃解释简语并奏之"。因此高太后认为刘挚的行为背叛了元更化之政,遂"怒,面责挚反复",将其赶出中书。

新党构陷元党-常安民书信案

宋哲宗绍圣间,新党重新上台,打压元祐党不遗余力,常安民书信案即是一例。常安民政治上倾向于元祐党,与新党大异其趣。《宋史》本传载安民"妻孙氏,与蔡确之妻兄弟也。确时为相,安民恶其人,绝不相闻。确夫人使招其妻,亦不往"。(元祐初)"元丰用事之臣虽去朝廷,然其党分布中外,起私说以摇时政,安民窃忧之"。(绍圣初)"拜监察御史,论章颛国植党,乞收主柄,而抑其相反复曲折言之,不置。遣所亲信语之曰:'君本以文学闻于时,奈何以言语自任,与人为怨,少安静,当以左右相处。'安民正色斥之曰:'尔乃为时相游说耶?'益怒"。常安民元间致吕公著书是遭章、曾布打压的主要借口,其书云:"去小人不为难,而胜小人为难。陈蕃、窦武协心同力,选用名贤,天下相望太平,然卒死曹节之手,遂成党锢之祸。"常安民引陈蕃、窦武故事比之元辅臣,并无意比哲宗为汉灵;章、曾布进谗陷害,激怒哲宗,进而"径拟(安民)监滁州酒税",将其赶出台谏。后来"徽宗立,朝论欲起(安民)为谏官,曾布沮之","蔡京用事,入党籍,流落二十年",连续遭打压。

新党构陷元党-黄庭坚碑文案

宋徽宗崇宁二年,贬官中的黄庭坚为荆南承天院撰碑文,湖北转运判官陈举弹劾碑文语涉谤讪,导致黄庭坚遭到除名勒停的严重处分。黄庭坚反对熙宁变法,政治上属于元党,这又是一例党争迫害的文字狱。"承天寺僧为先生(庭坚)乞塔记,文成书碑,……(陈)举知先生昔在河北与赵挺之有怨,挺之执政,遂以墨本上之,谓幸灾谤国。除名勒停,羁管宜州。"

黄庭坚

新党构陷元党-陈瓘《尊尧集》案

政和元年九月,元祐党人陈因不满绍圣《神宗实录》的史笔而作《尊尧集》,因此罹祸。史云:"尝著《尊尧集》,谓绍圣史官专据王安石《日录》改修神宗史,变乱是非,不可传信,深明诬妄,以正君臣之义。张商英为相,取其书,既上而商英罢,又徙台州。"

原来《神宗实录》曾经5次撰修,后4次改修都为政治纷争使然,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政治评价是历次改修的焦点。元年诏修《神宗实录》,凡300卷。绍圣初,新党甫一上台,就提出对元《实录》重修,并对元《实录》的撰修人员下狱勘治,撰修者吕大防、赵彦若、范祖禹、黄庭坚、曾肇、林希、陆佃等皆坐贬官。

陈瓘遭到打击,除党争、政争因素外,还掺杂有公报私怨的成分。参与治理陈瓘者有蔡京,"未第时,以书谒陈,称其谏疏似陆贽,刚方似狄仁杰,明道似韩愈,及对策,所持论顿异,遂欲害以绝口。因其子正汇告蔡京不轨,执送京师,薿复入为给事中,又与宰相何执中谋,使石治瓘。"

宋朝党争

以上种种便是从仁宗朝到徽宗时期,存在一百多年的宋朝党争,最后以新党的胜利告终,徽宗年间,在宰相蔡京主张下,将元祐年间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苏辙、苏轼等旧党309人,列为元祐奸党,立碑于端礼门,而后又下令在全国刻碑立石,以示后世,此碑叫作元祐党籍碑。列入碑文中的人数达到309人,这309人被新党排斥,列名于碑,或囚或贬,子孙代代不许为官。这种将政敌赶尽杀绝的方式,导致宋朝大量的文人不再和政府合作,也间接导致了宋朝的灭亡,新党的胜利也不是永久的,因为不久之后,靖康之乱,国家败亡。

桂林龙隐岩龙隐洞内的"元祐党籍"摩崖石刻桂林龙隐岩龙隐洞内的"元祐党籍"摩崖石刻

南宋时期,南宋人洪迈在《容斋续笔》卷2中专门写了一则《唐诗无讳避》的笔记。他罗列杜甫《三吏》、《三别》以及白居易《长恨歌》等等事例,结合北宋文字狱以来文人的恐惧心态,得出这样的结论:"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其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今之诗人不敢尔也。可见南宋时期文人创作也不是那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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