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马斯特贩卖的观点是，必须进入中国共产党员们的内心去“共情”，而他们内心的想法包括但不限于，以“中央王国”“回来了”为旗号，替“耻辱世纪”施行复仇。伊桑·布勒分析了那一说法的荒谬性，非常难得的是，与目前西方所谓中国问题专家们的集体说辞相反，他指出，硬说中国人自认为“中央王国”，这个前提就是靠不住的，只是美国方面的观点而已。
沙特的英文报《阿拉伯新闻报》2021年2月7日发表了德国前外交部长和副总理、绿党领袖约施卡·费舍尔的文章《几个帝国反击欧洲》，其中明确说：“如果中国成功地把BRI变为一条地缘政治的石头台阶的线路，那么它不久会以欧洲任何人都无法预见的方式，出现在欧洲的东南边界。”
另外，我在阿布扎比一家大商业中心的书店里买到一本英文的《世纪之争（The Contest of the Century）》，作者戈夫·戴尔著书时是《金融时报》记者，书中有这样的说法：“或者，就如美国军事历史学家T. X. 哈梅斯所比喻的那样：‘我们必须要确保，没有中国军方的人物正在对他们的领袖不断耳语：如果你们听我的，那么我们仅仅用上两个星期就能身处巴黎。’”
对我们来说，这些鼓噪都是胡言乱语，但遭帝国主义长期毒害的中东民众却会轻易相信。2020年10月1日，中国国庆日当天，半岛在官网上推送了一篇长文《中国奇迹——是如此在七十年里实现了龙之预言》，全面介绍新中国的今日成就，结果一上来先给出了一个小节《北约的忧虑》，在文中还有一节《中国对欧洲的战略》。
于是，有些时候，中东精英会在那样的假设里思考本地区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他们抱着哪一方面都不得罪的态度，会心地进行委婉表达，诸如：“中东是远东的‘后门’，也是‘金门’。”（黎巴嫩阿语报纸《国家报》2020年11月20日专栏文章）
在这种思路里，叙利亚濒临地中海，还可以帮中国绕开苏伊士运河，其战略意义便格外突出，叙利亚总统高级顾问布赛纳·沙阿班便含蓄又明确地说：“如果丝绸之路不经过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便无法成为丝绸之路。”在中东精英看来，如此的形势，是中东的机会，也是叙利亚这些陷在困难里的国家的机会。
至于中国方面的主张，他们难以听进去，有着一些我们想不到的原因。
中东人，包括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非常陌生。他们连“朝贡体系”的概念都没有，模模糊糊地以为，“中华帝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约略近似大英帝国与其殖民地的关系。以基辛格为代表的西方右派汉学家又提供了一套为中国量身打造的“历史观”。
这套历史观宣传：天朝、中央王国才是今日中国的真正遗产，至于晚清以来的革命历程，由孙中山先生起，都只是这个古老帝国暂时陷入了混乱，一旦混乱过去，“中央王国”就会“回来”。
那套历史观告诉世人，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个“蚕茧帝国”，由长城围裹起来，再由周边国家形成一个“圈子”，一直处于沉睡状态，大体上过得挺舒服。到了十九世纪，忽然遭到西方的冲击，被迫面对一个更为广大的世界，并且掉进了“屈辱世纪”，这个自命天朝的神之宠儿完全不能适应，在巨大的刺激之下，就精神昏乱，行为糊涂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