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如此，实自有故，这是由于明代自废去宰相制后，建立起来的是个政由六部，军隶五军都督府的，事权分散，彼此相互牵制的政治机构，一切大权统由皇帝一人来掌握。但因结构松散，牵制太多，即是公认其有调动一切的权力的皇帝，在明代中期以后，遇着大事，调动起来也还很见吃力。
其他的人，若想一时之间便能把所有事权都能掌握在手，调动自如，就更难了。明代的大珰虽有很多，但都只能弄权于一时，并且没有一个能具有废帝、立帝全可由己的威势，主要的原因便在这里。
在天启年间，朱由检一直住在官里，对于官中之事，耳闻目睹，知之甚悉，特别对于魏忠贤的诸般罪恶，更是全很清楚。他出居信邸为时虽短，但也接触到了一些外间的情况，也了解到了，魏忠贤的党羽虽多，声势虽大，但因他作恶多端，民怨很大，又成了他的极端虚弱之处。有了这些经历和认识，朱由检对于魏忠贤已处在知己知彼的有利地位，所以在他即位为帝以后，可以不慌不忙，从容不迫地便斗倒了魏忠贤及其同伙。
朱由检面对着魏忠贤及其党羽，在行动上非常审慎，他最初先是用不露声色，静以观变的办法，来静观他们那一伙人的变化，只在他们显出些不稳定的状态时，才微示以声色，以增重那些人们的不安。这种"引而不发，跃如也"的势态，让那些猜疑不定的人更显得动摇，终于使他们之中的杨维垣最先试着以奏论崔呈秀，来探探路子。
他们想看看，朱由检在这件事情上有些什么反应。朱由检倒没有什么反应，依然是静观不动，在廷臣间，却激起了不小的波涛。这些年论奏魏忠贤的人，一直都是被用力压住的，杨维垣的试探正触动了他们。于是劾奏魏忠贤的疏文，一时又纷纷递上来了。在这些疏文中，尤以贡士钱嘉征的一文，说得最为详尽犀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