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体育比赛到分属不同政治阵营的美国人要购买不同品牌的商品，类似的冲突已经蔓延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后民权时代，美国作为多种族的民主国家，其引以为傲的公民认同已被叙事分歧所取代，即1619年叙事对抗1776年叙事，两大叙事的区别在于这个国家是建立在奴隶制之上还是建立在争取自由之上。这场冲突发展到对立双方各自看到了自己想看到的现实，即2020年11月的选举要么是美国历史上最公平的选举，要么是一场产生非法选举结果的大规模欺诈。
从冷战到21世纪初，美国精英达成了一个强烈的共识，美国要引领全球政治。磨人而又似乎永无尽头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不仅使许多美国人厌恶类似中东这样的麻烦地区，而且也使他们不愿再卷入一般性的国际事务。
两极分化还直接影响到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共和党人持鹰派立场，指责民主党人想要“重置”美俄关系并对俄总统普京抱有天真的幻想。后来，前总统特朗普公开拥抱普京，扭转了这一局面。如今，大约一半的共和党人认为民主党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比俄罗斯还大。属于保守派阵营的美国电视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前往布达佩斯，向匈牙利的威权派总理维克托•奥尔班（Viktor Orban）表达敬意。说“拥有自由主义者”（右翼分子的流行语，为了“激怒左翼”）之类的俏皮话比捍卫民主价值观更重要。
在中国问题上，两党的共识更加明显：共和党和民主党都认为中国是对民主价值观的威胁。但共识也就到此为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更大考验来自于台湾而非阿富汗，即如果台湾地区受到中国的直接攻击，美国要怎么办。美国是否愿意为了该岛的独立而牺牲本国人民的生命？或者，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是否会冒险与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这些都是不容易回答的严峻问题，但各方可能都会戴着党派斗争的有色眼镜去进行一场有关美国国家利益的理性辩论。
两极分化已经损害到了美国的全球影响力，更不用说未来的上述考验。影响力大小取决于外交政策学者约瑟夫•奈所称的“软实力”，即美国制度和社会对全世界人民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现已大大减弱：我们已很难说美国的民主制度近年来运转良好，或者说所有国家都应该效仿美国的党同伐异和功能失调。成熟民主的标志是国家权力能在选举后和平移交，而我国并没有在1月6日通过这次民主测试。
执政七个月来，拜登政府最大的政策败笔是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去应对阿富汗的迅速崩溃。无论这么说有多不体面，但没有证据证明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是个明智的决定（即使这个决定最终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拜登表示，为了集中精力应对以后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更大挑战，撤军是必要的。我希望他是认真的。巴拉克•奥巴马从未成功地“转向”亚洲，因为美国一直在专心平息中东的乱局。本届政府需要转移资源和注意力以团结盟友遏制地缘政治对手。
美国不太可能恢复其早先的霸权地位，它也不应该抱有这样的想法。它所能怀有的期望是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维持一个有利于民主价值观的世界秩序。它能否做到这一点不取决于它在喀布尔采取什么样的短期行动，而是取决于它能否在国内恢复民族认同感和树立一个目标。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英国《经济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