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放弃节俭的方针也表现在其他方面。他在即位初期,很少举行父亲和弟弟元吉喜爱的那种隆重的大狩猎活动。这种狩猎,与其说是单纯的捕猎活动,不如说是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对当地人民来说是劳民伤财的事情。但在太宗在位的后半期,狩猎又变成了经常的事,使他长期离朝在外。637年,有一个皇子因沉溺狩猎而被降黜。太宗在朝宣称:"权万纪(皇子的老师)教导我儿,不能匡正,其罪当诛"御史柳范冷冷地回奏说:"房玄龄为陛下效劳、犹不能谏止畋猎,怎么能只处决权万纪呢?"于是太宗悻悻地退朝回宫。
渐渐的太宗的群臣中有人对他放弃早年的良好品格开始表示不满。到了637年,这种担心的呼声更大而且公开化了。在那一年,马周抱怨劳役日重和太宗日益不关心民众,呼吁恢复早年的政策。魏征在次年也陈诉说,自627年以来太宗的施政作风变了,越来越独断、自负和浪费。
随着太宗权力的日益巩固,他开始更加专断而不顾群臣的意见。他过去和群臣建立的某些良好关系开始出现裂痕;他开始对批评置之不理,并威吓那些和他意见不同的人们。648年,宰相房玄龄临终时难过地说,现在朝廷已无人敢犯颜强谏了。太宗过去对顾问大臣们的谦虚态度已经被帝王的专断所取代,他晚年经常炫耀自己早年的武功,自认已超过以前的其他伟大君主,而他的群臣也以阿谀之辞来满足他的骄傲。
虽然太宗终其身未能实现他早年的崇高理想,可是他的拔高了的形象和"贞观之治"的概念一直是有力的政治象征,不仅终唐之世如此,而且对整
个中国历史说来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