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与蒙古对峙时期的荆襄防线
随着金国灭亡，南宋先后收复了泗、涟水军、宿、亳、蔡、息、唐、邓等诸多州郡，使得宋蒙江淮与荆襄地区之国界大大北移。疆土的扩展与蒙古战略性的收缩，让南宋如何处理与蒙古的关系发生了分歧。以主政两淮的赵范、赵葵兄弟为首的主战派接受降人谷用安"非扼险无以为国" 的建议，奏请理宗出兵河南，占据潼关、黄河险要，收复三京，进而实现南宋光复中原、再度中兴之宏愿。然而，一时的战胜并没有改变南宋整体处于弱势的现实。时任淮西总领的吴潜，则从大军征战，粮草筹措的现实角度，向理宗阐明了宋军"收复三京"作战的不可进行：
自潼关而至清河，上下二三千里，非精兵十五万人其守不固；兵必资粮，人日食一升有半，则日用米约十二万石。姑自九月置守，三月罢守，亦计用米八十四万石，不知何所取给；粮必须夫运，一人致远，其力可负七斗，八十四万石之米，非调一百四十万夫不可，不知何所取备？借使戍守之兵可以为耕屯之举，然非迟以岁年未易就绪。目前粮种、牛只、农具，不知何所取用？
在反对出师河南的众臣中，负责荆襄防线的史嵩之态度最为坚决。无奈宋理宗支持收复三京，最终收复三京作为国策得以推行。本来在蒙古暂时退兵的时候，南宋应该抓紧休养生息，稳定三条防线，却在宋理宗轻率的决定下，挑起了一场决定国运的战争。"端平入洛"的惨败证明了南宋朝廷的对于时局狭隘的眼光，谋划多日的收复三京之战仅仅两月就损失了一半的北伐部队，南宋政局再次动荡不安，江淮防线的实力也因此大大削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