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相比于港企，内地民企想玩这套要面临的障碍要大得多。为了绕开这些，他们同美方在可变利益实体（VIE）形式上达成妥协。以2000年上市，并开创了一种全新模式（新浪模式）的新浪（2021年退市）为代表，内地民企凭借这种复杂的公司结构转变为外国公司（ turned into foreign firms ），有了海外投资者可以购买的股票。尽管这套方案在法律上并不可靠，但在事实上一直被多方所默许。
另一边，中国政府并未放弃证券市场现代化的努力。1990年，中国重新开放股票市场；2009年，中国又在深圳推出了纳斯达克式的“创业板”；2013年，中国向外国投资者开放了直接购买内地股票的渠道；2018年，中国还推出了一项与美国存托凭证（ADRs）有竞争关系的中国存托凭证。
2019年，科创板开板，彭博社将其描述为“最激进的举措”。因为它最大程度的缩减了各类规定：不盈利的公司可以上市；首日价格波动上限取消，不成文的估值上限取消。其目的在于创造一种能够让中国科技公司减少对美国资本依赖的市场环境。
科创板开板 图片来源：海峡之声
报道认为，随着中美关系自特朗普政府后期开始日益紧张，对证券市场现代化的需求正变得更加紧迫。特朗普政府曾推出过严厉的新规，如果中国公司拒绝向美国监管机构提供金融信息，它可能就会在几年后被踢出交易所。
香港成为受益者
如今，随着中国企业寻找更靠近本土、政治上更安全的替代场所，香港将成为受益者，借由香港二次上市的内地民企也有所增加。
但彭博社认为纽约仍然更受中国企业的青睐：因为那里的IPO申请只需数周，而不是数月；它的流动性和估值也要强于中国的交易所。仅今年1年，中国公司就通过在美国首次发售股票筹集了130亿美元。
然而，滴滴备受争议IPO似乎触及了中国的底线。《红色资本：中国的非凡崛起与脆弱的金融基础》的作者卡尔·沃尔特认为，美国存托凭证的终结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已经在美国上市的那些公司而言，接下来发生什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政府如何处理可变利益实体。知情人士预计新规将在一两个月内出台，香港正越来越成为一个可行的替代选项，其开放的市场和紧盯美元的汇率制度有助于人民币的兑换。
彭博社认为，持续了20年的赴美上市时代似乎结束在即，中国政府已就IPO一事放出明确信号。GW&K投资公司的一位投资经理表示，自己掌控的基金有一半都投在中国股市，对他而言，上市公司能否同中国政府站在一起真的很重要：
“我不会为那些希望绕开任何中国政府希望达成的目标的公司提供融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