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次，督农杨敏看不起蒋琬，说蒋琬做事糊涂，不如前任。有人要求治罪杨敏，蒋琬说："我确实不如前任，有什么好治罪的？"这人不死心，又说："他还骂您做事糊涂呢，什么叫做事糊涂？"蒋琬答："处事不当就是做事糊涂，做事糊涂就是处事不当，这还要问？"后来杨敏犯罪入狱，大家都觉得他死定了，蒋琬却秉公处理，没有公报私仇。
从古至今，中国五千年的官场上不知道发生多少挑拨离间、暗地中伤的事，但像蒋琬这样身居高位却以身作则杜绝这类风气的领导人，又有几个能真心做到呢？正因为这种难能可贵，写下这两件事后，曾经在蒋琬治下的蜀地旧人陈寿也不由得发自内心地赞叹：其好恶存道，皆此类也。
到延煕七年（244年），蒋琬执政的第十年，由于病重，他再次做出了一个任何时代都极为罕见的举动--他将益州刺史之职让给了费祎。
可能有人不理解这代表什么，但当你知道蜀汉仅有益州这一隅之地时，大概就能明白这其中包含的意义了。
对于蜀汉政权而言，益州刺史的出让，其实就意味着最高权力的出让。也就是说，在蒋琬最后两年的生命中（延煕九年去世），他只空顶着一个"大司马"的虚衔，而主动将实质最高权力过渡给了下一个接班人。
在这件事上，我们可以说蒋琬不仅继承了诸葛亮的伟大品格，甚至还超过了他。诸葛亮的过度抓权，"事无巨细，亮皆专之"，虽然确实是一片赤诚操劳国事，但这最终也导致了他的积劳成疾而离世。相比之下，蒋琬在关键时刻的勇于担当，落幕时刻的主动让权，难道不是一种更好更接近"尧舜禹"的理想方式吗？
对蒋琬而言，权力并非最好的春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