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弗洛伊德案主犯德里克·肖万以及案发时场景。美媒资料图
所以，马克思当年分析资本的规律和秘密时，分析过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平等”的虚伪性，因为这些只是（或本质上是）针对有财产的少数人、上层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有了财产权才会有（也才需要）政治权利，有了政治权利才有在议会、党团和媒体上“发声”和设置议题和订立规则的权利，正所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社会结构下的“法律”是对现存社会经济关系的认可，本质上是对经济基础的反映、描述以及其正当性、合理性的法律论证。当然，在这个辩证的过程中，也必定要使用一些美丽的辞藻，如当今被西方政客挂在嘴上的自由、人权、民主，也包括用“平等”来掩盖实际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不平等。
从历史上来看，西方所构建的价值体系，包括其所谓的“价值同盟”，所遵循路数是“同，而后和”，即你必须先与我一样，然后才有和平合作，他们似乎从未尝试、也从未想过中国“和而不同”的相处之道和真正的多元一体。面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利益和价值冲击，试图继续维护冷战的“胜利果实”、巩固既成的利益结构、价值体系和话语优势，也是西方集团的必然的选择。
但是，即使美国在拜登时期完全回归到了传统政治套路，前一阵丹麦爆出的窃听丑闻也表明，西方俱乐部内也不是真是一家人，或者说，即使“西方一家”也不是彼此平等的。这次拜登虽高喊多边主义和“美国回来了”，但从访欧实际结果来看，欧洲各国也没有完全按照美国所希望的那样与美国对表，没有都把中国视为头号对手或敌手，同时，欧洲内部也不是只有一种声音，即使欧盟或欧洲的主要国家也想统一“口径”，一致对华，但也做不到。
如果再考虑到美国现在本身越来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越来越严重的族群撕裂、政治上越来越严重的两党极化，使得美国在除了“中国是主要对手”这一议题上似乎能达成共识外，其他任何议题、包括具体怎么对付中国都难以达成共识。
因此，虽然拜登时期即使他真的想让“美国回来”并再度“一统江湖”充当西方世界的霸主，也不可能如二战结束、冷战结束时那样一呼百应甚至“一超独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