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原额一万三千，天启元年加增二千六百两，天启五年加增一万，共二万五千六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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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部分钞关税收史料的节选，如果你认为天启年间所谓的收税功劳硬要往魏公公头上扣，那么我们就用崇祯年间的数据说话：
北新八万两，浒墅八万七千五百两，九江五万七千五百余两，淮安四万五千六百两，扬州二万五千六百两，临清八万三千八百两，河西务四万六千两，以上二关因解不足额，清议减二万两，河西务议减一万四千两，崇文门八万八千九百二十九两零，此各关旧额新增之数也。
及后臣部两次，每两共加羡余一钱，通计八关已增五万，如欲于商民船货之内另设科条以税之，恐成法一变，嚣然丧其出途之原…………. 临清亦属北地，虏警之后人多畏足，姑于每两各加一钱，通共各关岁可增六、七万金…………与北京崇文门出纳相比，何以额止一万，是有遗利，宜行南部酌议再加二万，无拘旧额。仍有江西赣州税银二万与福建汀州税银数千，昔年以赣抚用兵议留，今当通行解部充饷者也。崇祯三年二月十二日具题。
可以说所谓东林党不收商税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并且用东林不收商税来给魏公公盖上一个收取商税的功劳，简直是不知所云，根本是罔顾常识，全靠着自己的空想来给东林扣帽子。最后我们可以得出结果，不管是东林不让收商税还是魏公公收商税都是错误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