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和派对将领的不满以致仇视自是情理中事，而抗战派对武将也持同样态度也非难解之谜。在文臣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在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一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而且又同样习惯于北宋那种文尊武卑、以文制武的政治分野，习惯于把他们认为缺少封建礼义道德教养，却又手握重兵的武将视为皇权的潜在的或现实的威胁，因而不能容忍武将地位的提高与权力的增大，加上南宋初期封建统治尚不稳固，君权又比北宋显得脆弱，因而对武将问题更具有近乎本能的敏感，一旦将领的地位发生上逆转甚至出现跋扈不恭现象，就更会加强文人们的危机意识，从而夸大事情的严重性，对武将不分良莠，不管其对抗金斗争中的态度如何，一概加以斥责、忌恨、打击。
高宗在对待武将问题上的态度
高宗作为一个统揽全局的人物，在武将问题上表现得十分狡猾、阴险。在绍兴七八年之前，由于他的小朝廷尚不巩固，还需要武将为他抵抗金兵与平定内乱，所以他对文臣们的奏章一概不置可否，有时甚至还故意为武将开脱，如建炎四年赵鼎行文斥责刘光世不救楚州之罪，其中有"逐官但为身谋，不恤国事"之语,高宗对赵鼎说;"光世独当此一面,委任非轻,若责太峻,恐其不安,难以立事。"
表面上如此,实则对将领提心吊胆，猜疑重重，如在苗、刘之变后，他甚至遇到久雨不晴或听到雷声都害怕，担心是"下有阴谋"、"君弱臣强"的兆头。又如他面对诸将示以恩宠，一面又对人说"此曹少能识义理"，因而要诸将读他手抄的《郭子仪传》。后来事实表明，他在对金政策上一贯消极妥协，也正是为了尽快地腾出手来,以解决他视为心腹之患的武将兵权问题，重建北宋"抑武"的政治传统，只是由于时机尚不成熟，他只有隐忍不发，正如汪藻说的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