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误国者皆文臣"。
不可否认，作为一种极端的表现，这时也确有一些将领拥兵自重，骄横跋扈，为了保存实力而拒绝对金作战，却又对地方百姓骚扰，这在当时文臣的许多议论中都有反映。在这方面，张俊、刘光世十分典型，如建炎四年金兵围攻楚州，赵鼎代表高宗令张俊率兵解围，张俊认为金兵太强，拒不出战。高宗只得改派刘光世出兵，但连下五次手令，刘光世还是按兵不动，只是每天派人谎报战绩，坐致楚州失陷。后来,高宗命刘光世移屯扬州，刘光世不愿离开家小而上前线，仍拒不奉诏。
或许苗、刘之变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苗傅、刘正彦原是御营军的统制官，由于刘正彦曾与大将王渊因争夺三千兵马而产生过芥蒂，后来苗、刘二人又对王渊受到高宗宠信而心怀不满，于是建炎三年春二人发动兵变，杀了王渊与一批宦官，逼迫高宗让位给他三岁的儿子。他们认为，"金人意在建炎皇帝"，废了高宗，与金人实现妥协，便可保住取得的高官厚禄，于是一边派人向金朝求和，一边准备继续由杭州南逃，由于不得人心，很快便被平定，但为了私愤私利而废立皇帝，可谓跋扈之极。
在今天看来，武将权力和地位上的变化有它应于肯定的面。它是北宋那种僵化的兵制在历史的动荡中被迫调节的结果，只有这样，才能放松对武将的紧紧束缚，使之具有相对独立的指挥权，以应付复杂多变的军情；才能使军队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才有较高的士气和较强的战斗力，从而才会有绍兴年间宋军的一些胜利。但另一方面，某些将领内则拥兵跋扈，外则畏敌怯战，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他们为了保存个人实力宁肯牺牲抗金事业，是将领中的对金妥协投降派，是与岳飞这样一个舍生忘死、矢志抗金的爱国将领不可同日而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