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宋朝的所谓圣旨有专门的人起草，有专门的人审核，还需要宰相副署，由宰相机构颁发。皇帝如果绕过这些程序，直接下旨，是违反制度的，大臣也可以不执行。我们如果看过唐宋时期与明清时期的圣旨，就会发现一个不同：明清圣旨的最后，是一个代表皇帝的印章；而唐宋圣旨的最后，是一大串签名，那是负责宣行、审核、签署、颁布这道圣旨的官员的署名，没有这串签名的皇帝私旨，不能成为正式的国家诏令。从这个角度来看，宋仁宗的克制，无非是守住人君的本分，尊重既定的制度。
仁宗皇帝曾说过："老是有人言我没有决断。并不是我不想决断，而是国家有制度、惯例放在那里，我也需要遵守。如果违反制度，便成过失。"由此看来，仁宗即使有专断之心，恐怕也不能如愿，因为当时的祖宗之法、惯例、官僚体系、士大夫集团，都对他的权力形成一定制约。
让我再用一个小例子来说明。宋仁宗曾经想过一把大法官的瘾，内廷有一些内侍犯了罪，仁宗皇帝便绕过司法机构，径自做出判决。有一位谏官便站出来抗议：天子怎么可以如此具体地参与案件的审判？仁宗说：为何？这个谏官说：任何一起案件的审判，都关涉到罪名之小大、刑罚之轻重，其中的微妙之处，只有受到法律训练、通晓法理的专业司法官，才可以做到平衡把握。君主哪怕有天纵之英明，也未必知晓司法的技术，因此，"出于圣断"的司法裁决，很容易"前后差异，有伤政体"，损害司法权威，破坏司法制度。而且，皇帝如果兼职当了法官，那还要配置专业的司法官员干什么？
这位谏官还建议：从今以后，所有涉及内廷近侍犯罪的刑案，都请移送司法机构依法审判，陛下您就不要插手了。宋仁宗不敢再逞强，批准了谏官的提议。
总而言之，宋代形成的政制是一套不支持君主揽权专断的制度，宋仁宗谦抑的美德，与这套制度是相辅相成的。宋朝的制度，用一句话概括的话，就是"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治理天下的主体是士大夫，而不是仁宗一个人。皇帝最主要的职责是选择、任用贤能的士大夫，拜他们为执政官，为台谏官。仁宗皇帝就是这么做的。所以我最近出版的仁宗传记，副题就叫"共治时代"。
从这个角度来说，宋仁宗既是一个庸常的人，也是一位仁圣的君主。（吴钩）
来源：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