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在建立政权之初，大力搜求各地儒士贤能，以期让他们服务于新朝廷。对于不合作者，朱元璋还特地在刑书《大诰》中设置科目， 规定"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必杀无赦"的高压政策，迫使那些隐居不出的儒士参与政治。 十八年《大诰》成，序之曰："诸司敢不急公而务私者，必穷搜其原而罪之"，"凡三诰所列凌迟枭示种诛者，无虑千百；弃市以下万数。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不至，皆诛而籍其家"。朱元璋的原则就是不为我用，必死无疑，洪武七年就有人建言曰："才能之士， 数年来幸存者百之一二"。
朱元璋严刑峻法以猛治国，威胁恐吓文人，适得其反，更没有得到天下士子之心，如元明之际的儒士叶伯巨所言："古之为士者，以登仕为荣，以罢职为辱。今之为士者，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后人不免感慨说："洪武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惊怕，与朝廷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其时士大夫无负国家，国家负天下士大夫多矣。"
文人得不到尊重，尽管朱元璋严刑峻法相逼，照样有人宁肯隐居而不入仕于明，在诗词中怀念元朝的悠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