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曾国藩的忠君并不盲目，他能够看出并敢于指出皇帝的错误。如当初他曾对咸丰帝上书《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虽然后者起初对此感到无比愤怒，但后来却还是能够虚心接受。
曾国藩虽然身居要职，但却并没有养成盛气凌人的高官模样，反而依旧保持着一颗淡然之心，甚至认为自己的钱越少越好。许多事情他也是必定躬行、尽心完成，如操练湘军时他就曾"凡枪炮刀锚之模式，帆樯桨橹之位置，无不躬自演试，殚竭思力"。
此外，正是在复兴清朝和自身谦逊待人的思想之下，曾国藩极其强调对人才的重用，完全没有顾及他们可能会挤占自己的政治资源，晚清后期包括左宗棠在内诸多名臣都曾经受过他的举荐。
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下，曾国藩对待西洋人也有着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鄙夷西洋人的侵略行为，并且以向他们求助为耻；另一方面，他也知道清朝技不如人，因此主动提倡学习外国技术。
在天津教案一事中，曾国藩作为主办人，选择向外国妥协，不但惩罚了天津知府，还对各国发起赔偿。但他之所以这样处理，并非由于他具有对外妥协思想，而是受困于当时的局势，衡量利弊之后所作出的无奈选择，之后还主动承担一切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