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昔阳县人民检察院指控称，张军先后对庞家峪村的多名村民说：“这是土地，他们搬不走，你们要团结一致顶住不要让他们把地分了”。他还特意向村民介绍了临县一个几百名群众拿木棒、火枪暴力争地的事例，教唆村民们掌握法院的动向，收集情况，向他报告。
省高院认为，张军身为律师，知法懂法，本应依法劝解群众执行法院判决，但他却煽动村干部动员、组织群众抗拒执行判决，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恶劣的影响，事实存在，证据充分，构成犯罪。
2000年前后，山西省律师协会自发成立了“张军律师维权案特别委员会”，原山西省律师协会常务副会长王录林也在其中。他说，特别委员会设立了专案办公室，为张军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写了无数份材料，邀请法律专家对张军案进行论证；山西省律协主办的《山西律师》杂志全文刊载了张军案的判决书、辩护词和专家意见。
这期间，张军曾看到过希望。
此后十几年，张军案又经历了多次再审和重审。2007年，昔阳县法院重审，曾指证张军教唆的村民们集体翻供，当庭表示张军从未说过“老人妇女打头阵”、“团结起来顶住执行”之类的话，之前作伪证是受了刑讯逼供。
还有旁听席上的一个农妇，直接高声对公诉人说：“你念的证据就不是我写的，我都没见过张军。”
申诉到底
后来张军听说，庞家峪村那片“惹事”的河滩地，当年判给政府之后荒了12年。2002年，昔阳县政府将538亩地分给农民耕种。虽然案件并未改判，但也算结果圆满。
但张军始终没能摆脱这条“尾巴”。
在反反复复的希望和失望中，张军过了三十年。当年牵涉在案件中的人，大半已经不在人世。但张军还没“翻篇”。
这些年，他的生活和其他退休老人没有什么不同：种花、养鱼、写大字。阳台的上摆满了他栽种的盆栽，以兰花为主，也有仙人掌和不知名的小花；爬满青苔的鱼缸里，几条红色的金鱼缓慢游动；简易的桌案上摆着毛笔、笔洗和成卷的宣纸。
但只要提起案子，他就来精神了。他能一连几天、每天滔滔不绝的讲八九个小时，肚子里的苦水似乎总也倒不干净。“我凭什么要遭受这种待遇？”张军一拍沙发，声音洪亮，瞪着眼睛。
2月初，张军和妻子在家里整理案件材料。王翀鹏程摄
前几年，张军生了一场严重的病，朋友们都以为他不行了。过了一个多月，他的朋友单碧君接到电话，“他说，我又活了，还没等到清白，不能死。”2月中旬，单碧君回忆。
张军说自己变了。最近几年变得不再较真了。“比如去合唱团指导唱歌，即使成员们唱得参差不齐，我也鼓掌；孩子吸烟喝酒，说两次没效果，就不再提了。”张军说。
但在外人看来，这样的改变并不明显。
前几天夜里，有人向他询问一个政协委员的名字，张军想不起来。他半夜从床上爬起来，从一摞摞材料中查到了名字才接着踏实睡觉。
2月初，张军说，如果这次再审维持原判，他还要上诉。如果所有的程序都进行过，还没能得到期盼的结果，他也能放下了。
但过了一周，他的说法就变了，“放不下！即使平反了，想起过去的三十年，我能放下吗？我到死也放不下。”他拍着沙发，越说声音越大。背后的墙上挂着一幅书法作品，“难得糊涂”四个毛笔字落在白色的宣纸上。
新京报记者王翀鹏程编辑陈晓舒校对李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