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从北宋的角度看，受限于自身国力，尤其是＂祟文抑武＂治国理念的影响，北宋君臣对于党项族的徊起，通常并不认为是对自身统治的威胁，依然坚持赏爵赐赞的羁麽手段。例如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年）赏赐李继捧黄金千两、银器万两、锦彩二千匹。笼络的对象不仅是大苗首领，对待党项一般将领也是如此。宋真宗曾经下诏招降李德明麾下部属，＂蕃族万山、万遇、旁罗逝安、盐州李文信、万子都虞候及都军吴守正、马尾等，能率部下归顺者，授团练使，银万两、領万匹、钱五万蟹、茶五千斤。＂
宋太宗、真宗二朝并不追求领土扩张。正如宋真宗时期的大臣李至指出，对于党项族谋夺的河渔这块地方，＂古先圣王置之度外，唯驱除而已，亦何必使礼义之乡，竭膏血Ｗ奉无知之俗，较其胜负哉！＂所以，这影响到宋仁宗时代的宋夏战争战略决策和实施。这场战争，对北宋来说是属于被动应战性质，与开疆拓土、征服杀伐无关。现实当中，则是由于对党项族作战遭遇一系列败绩，宋仁宗朝野上下颇不耐烦，＂远近输挽供给，天下为之劳弊，而解严息甲，未可以日月期也。＂可见，这时的北宋对党项的态度，甚至已经从防御转变为厌战了。因此，当时有大臣建言，对待觉项等民族的策略应该是厚利啥么，重爵悦么。这就又回到了宋太宗、真宗的老路上。在宋夏战争末期，宋朝采用经济手段对西夏实行制约，宋朝晓谕元吴停战的理由也非常直接："又马牛喰羊之产，金银道帛之货，有无交易，各获其所。"
北宋一代，真正有意识地尝试改变处理民族关系与政策的是宋神宗。他在位时期发动的河涅开边、五路大军进攻西夏等事件最有代表性。有学者将宋神宗在位时期，北宋朝廷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的思想总结为＂多事四夷＂，包括＂怀服伐叛＂和＂先易后难＂二个有机组成部分。实际上，王安石变法曾经试图在民间恢复府兵制度，送也就是对宋神宗采取的积极民族政策的呼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