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唐军与来自青藏高原的吐蕃多年激战，面临高原反应的机会自然更多。当大非川战役之际，统领唐军的逻娑道行军大总管薛仁贵在进军乌海城前，告诫手下郭待封道："乌海险远，车行艰涩，若引辎重，将失事机，破贼即回，又烦转运。彼多瘴气，无宜久留"，命令郭待封在大非岭上领两万大军坚守，就显明薛仁贵十分清楚"冷瘴"的危害。唐高宗（628─683年）时的太学生魏元忠也曾上书论及征讨吐蕃的不利因素，除了"吐蕃战时，前队死尽，后队方进，衣甲坚厚，人马甚多"之外，"又止有瘴气，不宜士马，官军远入，利钝难知"的环境限制。故唐军始终难以深入吐蕃腹地，只能在河湟谷地与西域拒斥吐蕃的进逼。
对于唐朝的短处，吐蕃也有所稔知。当吐蕃大臣论钦陵同唐朝大将郭元振谈判时，前者曾自信地论述吐蕃之所以能在强大唐军压力下"块然独在"的理由之一，正是因为"且乌海黄河，关源阻深，风土疫疠，纵有谋夫猛将，亦不能为蕃患矣"，点明外力很难不在"风土疫疠"前铩羽而归。故论钦陵咄咄逼人地宣称自己若有意犯边，"或出张掖，或出玉门，使大国春不遑种，秋无所获，五六岁中，或可断汉右界矣"。最后在郭元振的折冲下，论钦陵才罢兵谈和。
还有清军数次入藏与征伐川北的大小金川土司时，也遭逢同样的难题，若不是"雨雪瘴疠，马匹损伤过多"、就是到了"冰雪冱寒，瘴疠水毒之区"。康熙帝亦提过"土伯特处时有瘴气"，四川总督年羹尧也引述把总哈元成的说法上奏道："西宁进藏之路，瘴气独盛。见在平藏官兵，俱欲从巴尔喀木（今西藏昌都与四川甘孜一带）一路行走"，请求朝廷允许让清军自地势没那么险恶的巴尔喀木凯旋归乡，康熙帝自然也从其所请，下旨让年羹尧酌量办理，为的就是避免在打胜仗后还要让军队经受一次"冷瘴"毒害。
而解放军入藏时也一度因缺乏粮食医药和高原反应的缘故，蒙受惨重牺牲。1950年新疆军区派出136名官兵组成进藏先遣连，加上179匹马、35峰骆驼，打算配合西南军区的攻势，先行解放西藏阿里地区。没想到险恶气候与高原反应不断夺去解放军的生命。时任先遣连副连长彭青云便回忆过"最大的威胁还不是冷，而是高山反应。我们都开始出现头疼、恶心、呕吐、心跳加快、呼吸困难等症状"。接着在进驻扎麻芒堡时，多名先遣连战士因高原反应牺牲。最后因先遣连成功与阿里地区签署《五项协议》的功绩，死难多人的先遣连于1951年被授予"进藏英雄先遣连"的荣誉称号，以及每人皆记一支大功，借以铭记渠等的奉献。
但是高原反应虽然严重，却也非遏制军队战力的主因，毕竟打赢战争的变项涉及方方面面，举凡武器、士气、后勤、战术战略等等俱是，何况若行军日子一长，让士兵减缓高原反应的时间便充裕许多。因此综合实力较强的北魏在攻击吐谷浑时其实胜多败少，隋朝更一度击败吐谷浑并在其地设置郡县，唐军亦常在高原峻岭间挫败吐蕃，高仙芝更是创下翻越帕米尔高原与克什米尔山口征服小勃律（位处克什米尔境内）的战功，清军亦曾在追捕叛乱的大小和卓时一路翻过帕米尔高原，迫近巴达克山（位处今阿富汗斯坦与塔吉克斯坦）。到了近代的中印战争（1962年），驻藏许久的解放军亦早已克服高原反应，故能于藏南大败印度精锐，足见"冷瘴"早就不是限制中国应对边境冲突的主要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