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到1966年，基督教民主联盟（简称基民盟）一直是西德的执政党，其领袖康拉德.阿登纳也是西德首任总理，在1963年以87岁高龄离职前，他一直掌管着波恩政府。
基民盟之所以能多年称雄政坛，主要因为天主教会在西德的势力太大：由于勃兰登堡、普鲁士和萨克森这些新教教区都落入了东德之手，天主教徒就成了西德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天主教徒占选民绝对优势的巴伐利亚，当地的基督教社会联盟（简称基社盟）也十分强悍，是阿登纳政府的坚定盟友。
阿登纳自己也老马识途，他牢记当年教会被俾斯麦当靶子批斗的教训，告诫自己不要太贪权，不要在教会与国家之间挑事，要低调且包容。因而从一开始起，他就力图使基民主盟成为全民性的政党，而非单一排外的选举工具。他做得非常成功：在1949年首次选举中，基民盟和基社盟只是险胜社会民主党，但到1957年，他们就赢得了双倍的选票，以高出对手50%的优势获胜。
阿登纳成功后，最大受害者是社会民主党（以下简称社民党）。表面上看，社民党本来优势很大的，其领袖库尔特·舒马赫是个彻底的反纳粹主义者，因得罪希特勒，在集中营里被关了12年。牢狱生活使他的健康严重受损，甚至影响了寿命。然而，身体瘦弱、佝偻的舒马赫却颇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在战后，他坚持认为德国必须承认自身的罪行，这不仅表现出他是社民党的天然领袖，还占有了道德舆论的制高点。
相比之下，阿登纳的反纳粹经历却是有污点的：直到1932年，他都觉得希特勒很靠谱，幸亏他在1933年被纳粹怀疑、并遭到撤职（科隆市长），还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作为政治犯被短期囚禁。如果没有这些记录的话，不知道西方盟国乐不乐意扶他起来。
可惜的是，舒马赫虽然品行兼优，却很奇怪地不够果敢。他不忍心看到德国分裂，也不信任苏联，对西方盟国也不抱幻想，但他似乎认为，一种非军事化、绝对中立的“与世隔绝”状态，才是的德国的出路。
舒马赫认为，1950年的舒曼计划，是为了构建一个“保守主义、资本主义和教会联合，并且受卡特尔统治的”欧洲。他这个观点不能说没道理，问题是舒马赫自己的社民党什么方案都提不出来。在1949年西德的首次大选中，大谈“统一”与“中立”社民党还能获得29.2%的选票、和693.5万选民的支持。但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西德紧跟欧美，不仅没中立，还成了欧盟的发起国，社会党的失败就已经注定了。在1953年和1957年的大选中，社民党的选票只是略有上升，处于停滞状态。
1959年，在舒马赫去世7年后，新一代德国社民党人开始改革，虽然他们对西德在欧共同中的新角色并不满意，但还是采取了妥协的态度，一方面接受西德参与西方联盟，另一方面改变自己，成为跨越阶级性的大众党，而不再只依赖工人阶级——他们以前曾经严肃地挑战过阿登纳的专权。
这种妥协给社民党带来了甜头， 他们在1966年为自己赢得了联合组阁的胜利，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后来他们却为此次胜利付出了代价。由于社民党一向反对阿登纳政府，他们得到了左翼激进分子的大力支持。而一旦它同基民盟联合执政，还接受了较为温和的改良方案，极左势力的就不要他们了，而这个政党其实已经变味了。
当时德国还有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就是回归者：那些从东普鲁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地被赶回来的日耳曼人。在总数约1300万的流亡者中，接近900万人最初被安置在西方占领区。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从东德又跑来大约150万的流亡者进入西德。
在早期西德，比起其他德国人来，回归者们缺吃少穿、无处栖身、就业无望，所以他们在选举中的意愿非常强烈：回到他们的原籍，夺回现在苏联盟国手中那些原本属于他们的财产，如果实在拿不回来，那就要求得到应有的损失赔偿。
除了回归者外，德国还有几百万退伍军人，1955年赫鲁晓夫同意遣返战俘后，这批人数更是大为增加。同回归者一样，这些退伍军人也觉得自己是战争的“受虐者”，在战后又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一切有关德国、尤其是德军恶行应遭到报应的说法，都遭到了愤怒的反驳。
阿登纳领导的德国喜欢以“三重受害者”的形象示人：首先，是希特勒统治时期的受害者，德国人大多数都是对抗希特勒的好人，像电影《最后的桥》和《告密者》编的那样；其次，是敌人手里的受害者，战后德国被摧毁的城市更让人相信，德国人在家里和在战场上一样，都遭受了敌人的摧残；最后，是“谣言”的受害者，那些“歪曲了的”宣传夸大了德国的滔天罪行，而低估了它的损失。
这种做法非常恶心，但阿登纳也确实没办法。回归的难民组织的政治势力太强，动不动就在地方选举中拿到百分之十几、二十几的选票，正是觉得这样的选民得罪不起，康拉德·阿登纳才小心翼翼，不敢直接批评近来德国的历史，反而大骂苏联和西方联盟不仁不义，以此转移矛盾。
为了对回归者们进行安抚和满足，阿登纳和基民盟对东德采取了强硬路线。根据1955年提出的荷尔斯泰因决议原则，西德拒绝和一切承认东德的国家建交，且拒不承认1949年的波恩《基本法》中提出的代表“全体德国人”一说。唯一的例外是苏联。1957年，铁托承认西德，阿登纳马上和南斯拉夫断绝交，以示强硬！接下来的10年，西德和东欧的关系进入了冰冻期。
国内事务方面，除了投入大量资源帮助回归者、战俘及其家眷安家立业外，50年代的西德政府基本对纳粹和希特勒提都不提。1955年，西德外交部抗议加纳电影节上放映的阿伦·雷奈纪录片《夜与雾》。理由是西德即将以正式成员身份加入北约，这电影会伤害它和盟国之间的感情。法国政府及时做出回应，取消了这部电影的放映。
这绝不是一时的反常现象。到1957年为止，西德一直在封杀沃尔夫冈·斯陶特的电影，因为该导演提出：德国独裁主义有深厚的历史根源。但是德国人不承认，他们好像把过去“忘了”。在整个50年代，西德官方采取一种使人感到舒服的观点：在德国历史上，魏玛时代是英雄的时代，纳粹分子只是一小撮，何况他们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在这种集体失忆的过程中，被关押的战犯很快被释放。即使那些在东欧和集中营中犯下过滔天罪行的战犯，大多也都逃过了调查审讯。虽然1956年在斯图加特建立了国家司法部，但地方政府直到1963年在波恩的死催下，才启动对战犯进行调查审讯。在1965年联邦政府将谋杀罪的法定追诉时效延长至20年后，调查才开始真正见效。
对这些事情，阿登纳本人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他清楚地感到，对过去的罪行保持沉默，要比承认事实而激起公众愤怒来得稳妥，其他任何措施都有可能引起右翼势力的死灰复燃。舒马赫曾对惨遭德国迫害的犹太人公开表示同情，但阿登纳对此几乎从不发表什么看法。事实上，他只提到过犹太受害者，但从来没有说过任何有关德国的暴行。
另一方面，他又感受到了一种无法抗拒的、必须做出赔偿的压力。1952年9月，阿登纳和以色列总理摩西·夏里特达成协议，对犹太人赔偿1000多亿德国马克。这使阿登纳在国内承担了一定的政治风险：在1951年12月的民意调查中，只有5%的西德公民承认对犹太人“有罪”。另有29%的民众认为可以对犹太人给予赔偿。其他还有两种混蛋观点：一种认为只有“犯了事的人”才应承担责任，一种认为犹太人“本身也有责任”。
1953年3月在西德国会的会议上，赔偿协议引起了激辩，许多人反对做出任何赔偿，基社盟和基民盟内部也发生了分歧，为了通过赔偿协议，阿登纳只好依赖他的政敌———社会民主党人的投票。
阿登纳很鸡贼，他经常利用国际上对德国纳粹复苏的恐慌情绪，来跟盟友们讨价还价。他提出，如果西方盟国想跟西德在欧洲防务上合作，那它们就不该重提过去的灾难。如果想阻止德国右翼势力复活，那它们应当坚定地站在阿登纳这边，反对苏联和东德诸如此类。
西方盟国对阿登纳的意图了然于胸，但也承认只有他才能斡旋于藏龙卧虎的德国形势之中，也愿意做一定的让步。艾森豪威尔的后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李奇微将军，也一脉相承地要求盟军司令部在1953年、赦免东线战事中的全部德军军官战犯。
但也不是谁都吃他那一套，迪恩·艾奇逊尤其反感阿登纳那种讨价还价、好像在给谁面子一样的谈判态度。偶尔也有那么几次，华盛顿和伦敦方面冲德国发火，或者背着波恩在和莫斯科谈判的时候，阿登纳马上会脸色一变，提醒选民们说有些盟友有些牢靠，而只有他自己是值得信赖的，只有他在照顾民族的利益。
早在1956年，阿登纳曾警告说，西德不可能永远成为“核武器问题上的附属国”。到了60年代初，很显然，西方盟国已经和莫斯科达成了协议，两边都永远禁止西德拥核，阿登纳怒火中烧。从短期内看，波恩政府似乎不再效忠于华盛顿，而有可能转向巴黎的戴高乐政府，因为他们两国都对强硬而专横的英美怀恨在心，都怀疑美国想摆脱对欧洲的责任。
当然，法国一心想成为独立的具有核威慑力的国家，这对西德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也成了戴高乐瓦解波恩和它美国盟友的诱饵。1963年1月14日，在同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戴高乐曾说过，他对英国加盟欧共体说“不”，却“同情”西德想拥有核武器的心意。一周后，这种“同情”变成了法德之间的友好条约。当然，虽然经过了大肆鼓吹，条约本身却空洞得很。
阿登纳公然转向的做法在他党内遭到不少人反对，1963年下半年，他的同事们想把他赶下台，以表达自己对北约的忠心。然而，戴高乐本人对德国其实并没抱多少幻想。6个月前，这位法国总统曾面对狂热的汉堡群众高呼：“法德友谊万古长青！你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但转过来就却对他的一位助手说：“他们要真还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的话，就不会对我如此欢呼了！”
无论法德之间实际上有多冷淡，阿登纳的外交手腕还是迎合了潜藏在德国民众内心中、对不得不听从于美国而产生的怨恨之情。回顾往事，不难发现战后西德已经狂热地接受了美国的一切，德国民众对美军的装备、基地、舰队、电影、音乐、食品、衣服、口香糖和美元青睐有加，因为他们的自由和安全受到了美军的保护。
但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随着被西方“解放”后的热乎劲逐步消退，其他情绪就浮现出来了。盟军占领的那段时期，百姓生活艰苦，和纳粹时代相比，很不尽如人意。冷战时期，许多人责备美国将德国置于“它”同苏联冲突的中心，让德国去挡枪。
还有许多保守派人士，尤其是南部的天主教徒，把希特勒的上台归咎于西方的“世俗化”影响，认为德国应当从纳粹主义、苏联主义、美国主义三大罪恶中，探索出一条“中间道路”。
此外，外国占领军无处不在的身影，也和德国人“忘记过去”和“自我净化”的愿望形成了矛盾。这些愿望在50年代初的德国电影里表达的尤其明显。如《绿色的原野》、《微笑的乐土》、《白丁香花又盛开了》、《维多利亚和她的轻骑兵》、《忠实的轻骑兵》、《欢乐的村庄》、《盛开的阿尔卑斯山玫瑰》、《来自黑森林的罗琦》等等。
这些电影勾画出了一片未遭炮火的乐土，一批未遭流亡的民众，富有“浓浓的德国味”：那些金发碧眼的白种人充满了健康的乡村气息，纯朴而快乐。片中人物怡然自得的闲居生活，营造了一种舒适惬意的社会氛围，他们不仅没有受到东、西方势力的侵占，而且远离了罪恶，没有受到德国最近历史的玷污，纯洁无瑕，反映出一种强烈的“置身事外”的倾向。
战后德国成年人中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1950年，战后首次人口统计显示，西德家庭中1/3的户主是离异女性或寡妇。1955年和1956年，即使把从苏联放回来的战俘计算在内，男女比例还是失调：1960年，西德男女比例为100∶126，英、法两国的状况更甚。
在公众心目中，家庭和家务是首要的。在这样一个女人为主的世界里，许多单身女性肩负着全职工作、和抚养孩子的双重责任，她们经历了战争最后几个月和战后最初几年的恐惧回忆，那些所谓的国家、民族主义、重整军备、军事辉煌或意识形态矛盾等言辞对她们来说，没什么吸引力。
精心思考后，1952年开始，阿登纳决定把德国人变成“欧洲人”。他们加入了欧洲煤钢共同体（舒曼计划），在恢复主权的同时，用“欧式”思想来换掉“德国脑袋”，消除德国的民族主义。同时建立新的“欧州”公共目标，取代希特勒那种不靠谱的狂妄野心，而这也正是舒曼计划所明确期望的。
对知识分子和政客们来说，“欧洲化”成功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但对那些整日为生活而奔波的女人们来说，这种旧政换新政的做法不是建立一个全新的“欧洲”，而是提供了生存和富裕的机会。
战争快结束时，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表示，希望德国成为一个“富裕而无能的”国家。事实也差不多，甚至比丘吉尔所指望的还要快、还要有效。希特勒战败后的20年里，西德百姓的精力根本无须指引就偏离了政治，而转向了生产和消费。
希特勒垮台后，德国人那种对非道德命令的盲从遭到了全世界的谴责，但他们却把这种积极服从的缺点变成了全民族的优点。在彻底战败后，德国摇摇欲坠，接着又遭遇外来的占领，西德乖乖接受了强加于其头上的民主，这在10年前可是令人不可思议之举。早在一个世纪之前，海涅就首先观察到德国人身上具有的“献身统治者”的特性，但20世纪50年代的德国人却以同样的献身精神，一门心思关注产品生产中的高效、细节和优质，赢得了世界的瞩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