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不论在汉人角度或是党项的角度，梁氏都是"过错方"，所以这两个最为主要的客观因素，导致梁氏集团摄政下的西夏，暗流涌动！复蕃礼，化解危机西夏政权在李元昊以来，只有一段短暂的"自立平等"于宋朝的时间，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里，西夏天子都是以"臣"自称，表面上是"君臣"的外交关系。夏毅宗李谅祚便是最好的体现，在嘉祐三年末的时候，夏毅宗就向宋仁宗提出："窃慕中国衣冠，令人皆不用蕃礼，明年当以此迎朝使。仁宗许之。"--《西夏书事》
这一个事例，不仅体现了"请求"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更表明了夏毅宗的"妥协艺术"，是非常到位，而在事实上，夏毅宗在诛杀没藏氏之后，立梁氏为后，当时朝纲混乱，求援北宋无疑是一个明智之举，而且西夏的君主都有一个共识，那便是"中原之法更有利于政治的巩固"。但到了梁氏摄政，当时她面临的处境是：
（1）、在拱化五年，嵬名山带着绥州投降北宋。绥州所在的位置十分重要，位于黄河之北，既有铁山、碣山天险，更有无定河阻隔北宋军队进犯。恰当时"嵬名山之降"，在党项贵族们眼中看来，就与北宋"景询"等汉官之降是同一个因由，那便是：汉化之后的西夏，实现了两国的文化共通，叛逃的成本变小了！因此，在梁后本人即为汉人的情况下，各种负面影响被放大，汉化，不仅不再是积极的好法度，还是会造成西夏官员流失的一种弊端，毕竟在"中原文化"的同一维度下，西夏和北宋的环境没有可比性！
（2）、"布衣"思维和"毛衣"思维的对抗。西夏本是一个部落，之所以能立国，根源还是在于李继迁以及李元昊两人身上。虽说李明德（元昊之父）以及李谅祚在用"汉化"稳固西夏社会上有着难以磨灭的贡献。可在当时"崇尚武力"的秃头党项贵族们眼中看来，游牧的野性，才是真正能战胜北宋的根源！李继迁三攻北宋，抢下灵州。李元昊更是直接要求北宋"平等对待，直接称帝"，毋庸置疑，党项的骨子里自然更崇尚简单粗暴的"话语权"。所以，这两个问题积压到梁皇后的手上，她除了复蕃性，去汉化之外，别无其它选择！于是一番压力，宋神宗熙宁二年七月，梁皇后向北宋请求"罢汉复蕃"：
秋七月，复蕃仪。梁氏不乐用汉礼，伪为秉常表，请复本国旧蕃仪，神宗许之。--《西夏书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