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接到第七次人口普查的工作，她笑称自己“就和打了鸡血似的，赶紧地干。”
魏建都负责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新生儿的统计，“这次人口普查要求把2019年11月1日零时到2020年11月1日零时之间出生的小孩都登记好。”由于人口流动性大，登记时常常遇到很复杂的情况。
“比如一年前，妈妈生小孩的时候在我们这的社区租房住着，但她和孩子爸爸的户口都不在我们这。现在，这家人搬走了，但之前的一些资料都在我们这边，我们就得打电话过去问问具体情况，孩子户口落在哪里了。如果户口在我们这，我们就得登记。”
登记的数量会和派出所提供的行政资料作比对，如果有出入，魏建都就要反复核实，这个过程繁琐细碎又磨人，但魏建都总能从中找到乐趣和满足感。
对魏建都来说，每次从人海里“捞”上一个人，把他登记在案，都是一种成就，她不允许有任何一个新生儿被落下。“我们都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人，可能现在赶不上潮流了，但我们这一代人有一种精神在，工作上坚决不能落后。我的工作，不管谁来查验，都经得住。”
“这个意义是很重大的。”魏建都有着她的理解，“我们街道有35个社区，一个社区漏掉一个小孩的话，那就是35个，三年后，这就是幼儿园的一个班，六年后就是小学的一个班。那你想想，全北京、全国得漏多少个？”
“从宏观上来说，国家要培养多少幼教、多少小学教师，如何制定政策，都和我们现在统计的数字息息相关，这个数字是有指导意义的。”在魏建都眼里，这个工作看起来平凡，但却是关系到国家大政方针和发展规划制定的大事。
参与三次人口普查，从技术设备上见证中国科技发展
前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别在1953年、1964年、1982年和1990年进行。1990年以后，每10年，国家都要给全国的人口来一次清点。奥运村街道总装社区书记吴国娟先后参与了千禧年（2000年）、2010年和2020年的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是人口普查一线的“老人”了。
从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算盘到第七次人口普查的计算机，人口普查工具使用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科技发展史。“五人普的时候，还没有电子方法，全靠手工填表、抄录。六人普的时候，每个社区只有一台电脑可以录入信息，一般就找一个专人来负责。”
今年，通讯设备的发展给人口普查带来了新方法，“只要是签过保密协议的普查员、指导员，都可以用智能手机或者PAD数据采集设备来上传数据了。”
数据平台的校验功能也使人口普查的效率和数据的准确度大大提高，“有逻辑关系不对的，平台会马上提示你，比如子女和父母的民族不一致；有的夫妻离异，男方再婚的妻子可能年龄偏小，和他子女年龄差不太多，系统也会提示再次确认年龄。”
通过后期全国各省市上传数据的比对，也不会出现一个人重复在两个地方登记的情况，“我国人口流动性很大，人口数量也多，人户分离的情况很多，通过系统校验就不会出现登记重复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