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外部因素影响和谈并阻碍停火，尤其是美国几次否决在加沙地带停火的决议草案，让局势愈演愈烈。加沙地区的停火涉及人道物资的准入和大量平民的安全，美国否决停火决议是对以色列强硬对加沙地带进行军事行动的明显偏袒，这让冲突双方处于不平等的谈判地位，无助于和平谈判的实现。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愈加明显。在这种偏袒之下，巴勒斯坦方面的利益被不断忽视，巴勒斯坦民众对美以的反感情绪与日俱增，导致双方更容易陷入暴力冲突的恶性循环。
第三，谈判双方的实力与筹码严重不平衡，以色列掌握绝对主动权。在谈判之中，哈马斯的谈判筹码主要是一些仍被扣押的以方人员和国际社会关于加沙人道主义问题的支持和关注。而与之相比，以色列则在军事实力上占尽优势。哈马斯只能对以色列个别地区进行骚扰性袭击，而以色列可以对哈马斯和加沙地带进行毁灭性打击。在加沙停火后，这种不平衡还将更加明显。经济倒退和政治碎片化加剧，让巴勒斯坦抗衡以色列的实力与底气越来越弱。未来，巴勒斯坦的诉求将会进一步被边缘化，双方无法进行平等的和谈。
加沙停火谈判过程的艰巨性体现了巴以和谈的艰巨性。这些导致和谈一波三折的复杂因素也将给未来巴以冲突的和平解决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相信经过数月的对峙、多方的斡旋、大量的伤亡，加沙的战火终会迎来一段时期的平息。但在漫长的巴以冲突历史中，此次谈判甚至算不上一个阶段性成果，因为巴以冲突的核心问题没有解决，双方将在交火、谈判、休战的过程之中循环往复。
"两国方案"是解决巴以冲突的唯一现实出路，但加沙谈判尚且如此艰难，巴以和谈更是步履维艰。巴勒斯坦问题仍具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