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最大比特币洗钱案牵扯中国400亿非吸案,钱是如何流到国外的?

2024-04-21 15:08     今日头条

英国最大比特币洗钱案牵扯中国400亿非吸案,钱是如何流到国外的?

陈丽丈夫涉嫌集资诈骗逃往澳大利亚,责令陈丽将所得款项转移国外的诈骗案。当陈丽接案时,警方并不清楚她是如何将这笔巨款转移给逃亡国外的丈夫的。警方检查了她的银行账户对账单,发现她几天前已向陌生人转了数十万元人民币。越狱中重要的钱财来源,不能无缘无故地交给不重要的人。陈丽后来承认,这笔钱被汇给了矿工的两个比特币,兑换密钥给了他的妻子。

更多秘密资金趋势

在一起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央行发行的虚拟货币洗钱的典型案例中,陈丽夫妇选择这种洗钱方式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规避外汇管制。

负责洗钱案的检察官、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朱启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陈丽的丈夫逃往香港、澳大利亚时,陈丽向他携带的银行卡转了300万元,他带着银行卡离开了中国。他出国后,每人每年提取现金涉及一定数额的货币管制。于是,丈夫提出兑换虚拟货币。

陈丽的丈夫被指控筹款欺诈。原因在于虚拟货币发行的固定财务管理、自建模型和涨跌自控。他已经有业内熟人了,于是他轻松地接近了"矿工",拉着他的妻子,创建了一个微信群。他负责价格谈判。如果"矿工"同意,陈丽就把钱汇过来,"矿工"把钥匙交给她的丈夫。在澳大利亚期间,他可以将虚拟货币直接兑换成澳元。

该案主审法官、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刘娟娟法官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虚拟货币洗钱虽然是一种新技术、专业手段,但其控制路径与传统货币相同,最终洗钱,洗完的钱被退回。取证的困难在于痕迹更难找到,而且更有可能发生在国外。

朱启佳透露,在这种情况下,资金的去向非常隐蔽。在调查洗钱案件时,通常需要监控资金流向。在这种情况下,表面上的现金流被中断。陈丽将钱从银行账户转给了"矿工",而"矿工"的银行账户与陈丽的丈夫没有任何联系,因此不可能发生完整的洗钱链条。如果不是陈丽的供述和微信聊天录音,公安机关也不会知道这些钱已经兑换成比特币并打电话给她的丈夫。

彭其进是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刑警大队四级警长。他经常卷入欺诈和洗钱案件。去年他遇到的一起虚拟货币洗钱案件,也让他对如何分析资金流向有了新的认识。本案的上游犯罪也是利用虚拟货币进行诈骗。2020年2月底,谢某举报称,他在网上认识了一位金融投资老师,对方指导他投资一家名为"币奇"的比特币网站,并连续投资了310万元。后来老师说投资平台爆炸了,损失了310万元。谢某怀疑对方恶意行事,故意造成自己损失资金,遂报案并提交了犯罪嫌疑人管理的11个一级账户。

白云警方对一级账号进行深入排查,获得与一级账号有密切接触的二级账号12个。他们从受害人的投资基金中提取了100万元,以追踪以下资金的去向。

彭启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00万元从一级账户转到二级账户,二级账户到五级账户的钱被分割、隐藏、转移、汇总,并从五级账户升级为六级账户。但从账户转出的资金从100万元变成了140万元,从第六级账户到第七级的资金增加到了900万元。账户和规模发生显着变化。警方发现,二级至五级账户的持卡人有关联,且基本来自广东省某市。警方以此为切入点进一步调查,发现一家庭经营的洗钱"水房",人员多达20人,银行卡100多张。

主犯张鑫落网后,警方从其供述中得知,该团伙利用虚拟货币进行洗钱活动。张鑫是某数字交易平台的交易员。2020年2月,有人找到张欣,以市场价购买了她的HIM,并转入超100万元。这是从一级账户中骗走的钱。在创建二级账户的过程中,诈骗者成功将100万元兑换至泰达。这笔钱从二级账户转到五级账户,是因为张鑫的"反冻结"运动,因为他认为这笔钱可能是"黑钱",可以被警方冻结。

彭启津抱怨,如果只监控银行账户内的资金流向,警方不会知道他们实际上是在使用虚拟货币洗钱,也不知道钱从银行账户流出时就已经被兑换了。。主帐户到辅助帐户。它成为一种虚拟货币并返回给主要账户持有人。所有者只需6分钟即可将100万元人民币转入一级账户,一级账户所有者将收到虚拟货币。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反洗钱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严立新表示,这实际上充分体现了虚拟货币的工作机制具有特别特殊的去中心化、虚拟性、匿名性、实时性和操纵难度等功能,交易无需金融机构参与即可完成。去中心化使得虚拟资产交易的追踪难度比中心化状态下更加困难,因为线索不易获取,完整的证据链极难收集;实时意味着洗钱的各个阶段可以以毫秒的速度发生。在世界某个地方发起并完成的事件中,监管机构或执法部门几乎没有足够的反应时间来及时阻止,以防止损害或负面影响。

张鑫作为主犯的洗钱"水房"被抓获,警方调查尚未完成。主要账户所有者是实施欺诈的人吗?张鑫卖掉的TED币去了哪里?许多问题仍未得到解答。警方通过对11个一级账户的行为模式分析发现,这些一级账户并非诈骗者,而是另一洗钱集团的子客户在运作。

跑分是这几年的新事物。运营子平台是指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合作银行等服务商非法提供支付结算服务(赌博、色情、诈骗等)的网络平台。跑分客是指在这些平台上注册账户,提供自己的支付宝、微信、银行等支付渠道支付码,为他人收款并转账到指定账户并从中收取佣金的人。

近年来,随着反洗钱行动的深入,本分平台也开始通过虚拟货币进行洗钱。彭其进介绍,前述案件中,受害人投资了"比奇"网站。加载后,网站自动秘密跳转至跑分平台。受害人加载的310万元并没有进入诈骗者的账户,而是直接进入跑分平台客户的账户。根据工作子平台工作人员的指令,这批资金是通过虚拟货币"洗钱"的。

彭启津感慨地说,虚拟货币是黑钱的载体,标杆平台是快车道,海外聊天软件是安全带,黑钱在此过程中高速流通。"我们开着捷达警车去追,能追得上吗?即使追上,这些人也已经来回跑了好几圈了,如果追上这些人,我们能处理得了吗?"彭其金指出,研究这种新的洗钱模式和指挥模式需要时间和精力。

科技将如何弥补"天网"的泄密?

随着全国范围内"破卡"行动的推进,越来越多的非法资金通过虚拟货币进行洗钱,国内资产也通过虚拟货币不断增加。根据PeckShield现金流测算,2020年1月至10月期间,每月从国内交易所流向国外的比特币数量在8.94万至16.69万枚之间。去年11月、12月"破卡"行动生效后,比特币流出数量分别达到23.17万和25.41万,比之前的峰值增加了近40%。

更复杂的虚拟货币洗钱模式也已经出现并被使用。于佳宁表示,西方研究人员总结了典型虚拟货币洗钱犯罪的三个阶段:安置、培育和整合。在部署阶段,犯罪分子购买虚拟货币并将非法资金注入通道进行"洗钱";在培育阶段,洗钱分子利用虚拟货币的匿名性进行多层次、复杂的交易,从而掩盖犯罪收益的性质和来源,或者通过虚拟货币"混币"技术,对虚拟货币进行"洗钱"混合到"混合池"中以隐藏原始来源;在融合阶段,经过非法收益的不断转移和洗钱,一些虚拟货币基本上是无限的,对于犯罪分子来说相对安全。目前,他们只需提取虚拟货币即可基本完成洗钱操作。

作为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在保护客户隐私的同时,如何防止平台被不法分子利用,是每个平台自诞生以来都面临的挑战。

于志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初,交易平台和很多传统金融机构一样,采用了KYC政策,即KnowYourCustomer(完全了解你的客户),即加强了对账户持有人身份的审核,即要求个人。直到开户时,必须携带身份证明文件,例如身份证和护照,以便账户背后有尽可能多的真实且可接触的人。这是各传统金融机构反洗钱政策的基石。

近年来,除了KYC之外,更多的反欺诈和反洗钱措施也开始出现。一是风险隔离期政策。对于平台认定的部分风险用户,提现必须经过T+1天的风险隔离期,即其他用户可以在T日提现,此类风险用户必须在T+1日提现。这使得想要转移资金的洗钱者洗钱变得困难,他们甚至不愿意再在这个平台上提取现金。此外,平台还针对大额交易创建了人工审核机制。火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已经引入技术来识别和拦截涉嫌杀猪的受害者。2020年,平台此前限制非交易风险账户8090个,消除平台欺诈账户186个。对于被认定为直接参与或协助洗钱等犯罪行为的用户,火币将直接永久限制该用户账户及相关账户的所有功能。

近一两年,一批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和区块链证券公司也推出了更为活跃的链上资产追踪系统,PeckShield推出了Coinholmes系统。这些系统可以在链上获得现金流。

以"链上天眼"为例,余志祥《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链上的监控功能分为"地址监控"和"交易监控"两种。前者可以跟踪某些地址的动态,而后者可以用来跟踪交易中涉及的资金。地址追踪通过互联网数据挖掘和分析,识别出一些与暗网、黑帮和欺诈等犯罪活动相关的虚拟货币地址。当此类地址的虚拟货币被转移时,系统会识别它并在链上跟踪它。追踪包含交易追踪功能,每个现金流地址都可以追踪和恢复。对于追踪系统来说,最好的结果是资产最终转移到某个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的账户地址。一般来说,只要平台做了严格的KYC认证,账户和人员就可以链接在一起,警方可以立即追查犯罪嫌疑人。最坏的结果是资产转移到新开设的地址。过去只有一两条交易记录,评估账户的性质和背后的人是极其困难的。

于志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区块链技术的匿名性使得追踪一个地址和一个人变得困难。未来,随着区块链技术的普及和支付场景的普及,通过支付习惯推断地址背后的人将成为可能。目前,这些链上资产追踪系统已经为当地公安机关执行多项反欺诈、反洗钱任务提供了技术支持。

反洗钱机制面临重大挑战

虚拟货币交易具有跨国特征,针对洗钱集团及其上游犯罪的全链条打击一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彭其金所在的白云警方抓获7名点跑者和1名"搬砖工"后,无法再继续调查,抓捕演出平台和诈骗公司的管理人员。原因无他,跑分平台和诈骗公司都在菲律宾。

于佳宁表示《中国新闻周刊》犯罪分子很容易选择在宽松或无人监管的司法管辖区租用服务器、建立虚拟货币交易网站、提供虚拟货币存储服务或通过互联网进行虚拟货币犯罪活动,从而使国家资金充满敌意。洗钱和金融监管不力,以两国共认犯罪为主的国际法律援助和引渡也难以发挥作用。

建立国际合作机制对于反洗钱案件至关重要。中国人民大学刑事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史亚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反腐败公约》等组织已开展国际反洗钱合作。应充分发挥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加强信息情报交流,特别是与各国执法机构、金融部门的交流。此外,在承认被请求方合法利益的前提下,有必要加强追赃对外合作。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加强虚拟货币洗钱监管的一个必然点是对虚拟货币及其交易平台的监管。正如金融机构内部有反洗钱机制一样,虚拟货币平台也应该建立反洗钱机制并接受主管部门的监督,而这在中国目前是缺乏的。

但施亚男指出,此类平台没有相应的"支付业务许可证",既不是金融机构,也不是特定的非金融机构。其必须遵循哪些反洗钱监管规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履行哪些反洗钱义务等都没有明确规定。

数字货币交易平台与现有的监管体系有些隔离。2017年,监管机构责令境内所有数字货币交易所限期关闭,并停止新用户注册。但由于目前有多家已知的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的服务器位于国外,但可以在国内登录,因此不能简单地通过禁止这些平台在国内进行交易来阻止虚拟货币市场的运行。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与法学院副教授赵丙浩表示,一刀切的鸵鸟政策显然是不够的。虚拟货币诞生至今只有十几年的时间,其发展速度远快于传统金融业。监管部门必须转变心态,面对现实,一步步逐步研究找到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监管方案。

赵丙浩指出,目前我国的虚拟货币由中国人民银行主导,但传统监管机构和监管权力体系有时游离于区块链技术助力的金融创新之外。石延安还认为,中国人民银行设有反洗钱局,但反洗钱局只能对持牌机构进行监管,仅通过监管金融机构或机构无法解决虚拟货币洗钱问题。金融机构或特定非金融机构。反洗钱局隶属于中国人民银行,级别较低。中国公安局、海关、网信办等多个部委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合作存在困难。洗钱恰恰是不同行业的问题。此外,反洗钱办公室没有"牙齿"。发现可疑线索后,他必须为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反洗钱办公室能做的工作非常有限。

石延安表示,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不太可能纳入我国金融机构或特定非金融机构。因此,可以考虑将反洗钱局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离出来,隶属于国务院。一方面,其地位将得到提升,另一方面,将赋予虚拟货币交易平台更大的监管权力。

"无论是早期预防、监测还是及时阻断,在法律依据和实施工具上都还存在差距。"严立新说道。更大的挑战也随之出现。赵丙浩表示:"去中心化虚拟货币交易所去年开始流行。没有运营商或KYC证书。但世界各地的监管机构还远没有准备好。"

这起案件发生在2018年,办案的上海浦东新区公安分局首次遭遇利用虚拟货币进行洗钱的情况。2021年3月19日,国家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6起惩治洗钱犯罪典型案例,本案成为其中之一。负责人指出,利用虚拟货币跨境兑换,将犯罪所得、境外所得转化为法币或资产,是洗钱犯罪的新工具。

中国通信工业协会区块链专委会轮值主席、火币大学校长于佳宁表示,从2020年开始,全球范围内出现欺诈、网络攻击和勒索、赌博、洗钱、地下钱庄等问题。还有跑点等灰色行业开始利用匿名性、复杂性和跨国虚拟货币进行犯罪。国际上,恐怖组织也纷纷转向虚拟货币领域来获取资金支持其活动。

据区块链安全公司PeckShield发布的《2020年度虚拟货币反洗钱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不受监管的跨境虚拟货币流量达到175亿美元,较2019年增长51%,并且还在上升中。快速增长。洗钱"新渠道"泛滥,给我国反洗钱机制带来巨大挑战。

黑灰产品主打虚拟货币

2020年11月下旬,江苏省盐城市人民法院作出二级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备受瞩目、总价值超过400亿元的"外汇赛道最大案"已经落下帷幕。

被告在两年多前就计划搭建一个基于区块链概念的PlusToken平台,并声称该平台具有"聪明狗搬砖"的功能,即可以在各个数字货币交易所进行套利交易。同时赚取差价。给予投资者10%至30%的月利息。平台根据开发下线数量和投入资金金额将会员划分等级,并根据级别发放相应的奖励和退款。2019年6月,PlusToken平台出现提币困难。经警方核查,该平台不存在任何商业活动,也不具备"聪明狗搬砖"功能。警方将这一事件定性为"利用比特币和其他数字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在线传销"。截至事件发现,PlusToken平台注册会员账户269.3万个,最大会员数3293人,事件涉及的比特币等数字货币总价值超过400亿元。

利用区块链和数字货币实施传统犯罪近年来已成为趋势。区块链安全公司PeckShield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自从区块链核心技术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以来,公众对区块链领域越来越关注,各种欺诈行为也随之出现。区块链概念包装资金盘、杀猪盘层出不穷。

PeckShield查阅了2017年至2020年虚拟货币行业的重大安全事件,欺诈案件数量发生了明显变化。2017年和2018年,虚拟货币行业分别发生3起和4起欺诈案件。2019年,欺诈案件数量增加了四倍,达到20起。到2020年,案件数已上升至151例。

欺诈行为的增加与比特币的暴涨直接相关。Okey云链集团技术负责人于志祥表示《中国新闻周刊》牛市有创富效应,市场越好越多人想涌入,新人没有足够渠道了解虚拟货币并且很容易被骗。PeckShield还指出,虚拟货币技术和普通用户的参与门槛较高,这给投机者发明各种骗局提供了机会。

2020年初,一名温州女子在交友网站上结识了自称投资精英的男子杨某。杨赢得她的青睐后,开始向她寻求帮助,在一个未知的交易平台上购买比特币。在杨某的指导下,该女子还从该平台购买了一批比特币,但提取现金时需要缴纳押金。在陆续向平台支付了押金、激活金和比特币等407000余元后,女子意识到这是一起典型的杀猪骗局,决定报警。江苏常州警方也侦办了类似案件,在广东、福建、云南等地抓获犯罪嫌疑人17名。该团伙在全国近300个城市作案370余起,全部杀猪,涉案金额1.2亿元。

PeckShield表示,2020年欺诈损失总额为31.3亿美元。此类案件中,受害者常常被要求以投资的名义在官方交易平台上用现金购买虚拟货币,然后欺骗交易对手将购买的虚拟货币转移到诈骗者指定的虚假平台或地址。转移后,虚拟货币很快被洗钱集团处理或流入外汇,追回难度极大。欺诈安全事件已成为区块链世界最大的安全威胁。

除了"杀猪"之外,黑客攻击和勒索攻击也占很大一部分。2020年,虚拟货币行业共发生170起黑客事件,较2019年增长300%。此外,随着银行体系反洗钱和恐怖融资机制的加强,国际恐怖组织也开始转向虚拟货币进行融资。2020年8月,美国查获并报告了基地组织、伊斯兰国(ISIS)等恐怖组织拥有和使用的多个虚拟货币账户,价值超过200万美元。PeckShield指出,账户地址资产与数十家主流虚拟货币交易所互通,变现渠道遍及全球。

于佳宁指出,正是由于虚拟货币的匿名性、复杂性和跨国性,黑灰色产业开始转向这一领域进行犯罪。作为这些上游犯罪的"链条下游",通过虚拟货币交易对通过犯罪手段获得的黑币、黑钱进行洗钱也已成为一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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