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西夏之南的河湟地区在青藏高原东北部，是由湟水和黄河冲击而成的两个谷地的统称。763年，吐蕃军队利用唐军陷入"安史之乱"的机会，完全侵占了这块地方。842年，末代赞普被杀后，吐蕃中央政权瓦解，而河湟地区实际上仍在吐蕃各部落的实际控制之下。宋太宗对吐蕃还是置之度外的态度："吐蕃言语不通，衣服异制，朕常以禽兽畜之"，"置于度外，存而勿论"。到了11世纪之后，奉吐蕃赞普后裔为主的唃厮啰政权在这里兴起。1035 年，西夏元昊曾遣军攻打唃厮啰，意图趁其立足未稳一举消灭之，结果反被打得落花流水。北宋朝廷看到它作为"西北藩篱"的价值，遂封唃厮啰为"保顺军节度使"。"自元昊拒命以来，终不敢深入关中者，以唃厮啰等族不附，虑为后患也"，说明唃厮啰政权对西夏有相当大的牵制作用。
但唃厮啰死后，诸子不和，分占黄河以北湟水流域和黄河以南洮水流域，使唃厮啰政权势力大为削弱。王韶就认为，一旦西夏兵南下将其攻灭，大掠秦州（今甘肃省天水市）、渭州（今甘肃省平凉市）之间，占据兰州、会州（今甘肃省靖远县），南山生羌也将归附于西夏，进而出兵掠夺洮州（今甘肃省临潭县）、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两地。洮州、河州不保,则陇、蜀诸郡也就免不了受其掠扰。因此宋廷应抢先下手，改变过去对秦陇以西吐蕃诸部"抚宁部落，务令安集"的怀柔政策，转而以武力开拓和经营。虽然唃厮啰对宋比较友善，但在收复"汉唐旧疆"的政治正确之下，"恢复"本身就是正当的出师之名。宋廷从来没有考虑过寻找战争借口的问题，因为"擅命一方，不归版图"本身就是过错，毕竟"卧榻之侧其容他人酣睡"的发明权属于宋人。
与"恢复"河湟的大义名分相比，另一个理由更加实际：河湟地区产马甚多。1115年，这里的部落一次即向宋进贡战马"估共值得钱七百六十万"。在历代中原王朝中，宋王朝由于彻底丧失了西北、东北两块传统牧马地，战马供应最为紧张，于是更为重视作为产马重地的河湟地区。在与西夏交恶后，设环（甘肃环县）、文（甘肃文县）州等地的买马场已经成为宋军战马的主要来源。这些战马主要来自秦凤路沿边吐蕃等部族和四川境内各少数民族。在宋朝战马需求急切，马源却日益枯竭、完全仰赖商业途径购买吐蕃等族战马的情况下，占据河湟，控制和保障马源，以增强武备、抵御西夏，就必然成为宋朝的重要战略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