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当韩信持钟离昧之首到陈（今河南淮阳）谒见高祖时，刘邦如愿以偿地将他捕获。至此，他才明白果真中了刘邦的诱捕之计。自投罗网的韩信满腹委屈，愤怒地对刘邦说："果如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死。"韩信引述春秋时越国范蠡的名言，道出了古代君臣可共患难，不可共安乐的古训。刘邦听后哈哈大笑，回敬韩信说："有人告你谋反，我不得不拘你。"
刘邦将韩信带至洛阳以后，有大夫田肯进言，含为信求赦之意，说及韩信三大功劳：一是还定三秦；二是平定齐地；三是垓下灭楚。细思起来，刘邦也觉得韩信功大过少，若将他下狱论刑，恐滋众议，就将他赦免，但同时决定贬他为淮阳侯，留在京中加以监视。
平心而论，刘邦此时的确找不到韩信谋反的证据，因为他这时候既无谋反的思想准备，更没有谋反的行动。包庇一个逃犯钟离昧，在封国内簇兵招摇巡视，纵有不妥，亦构不成谋反罪。然而韩信的致命弱点就在于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列国林立的时代，认为在封国之内他有权任意处置一切，对于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条件下做一名诸侯王很不适应，因而与汉中央的矛盾和冲突就难以避免。韩信善于立功，却不会避祸。在一些君王十分敏感或忌讳的事情上不知避嫌，政治乏智却自恃过高，锋芒毕露而终招杀身之祸。
刘邦未动刀兵就生擒韩信，但并未就此杀掉他，而是贬职监视起来。从当时的处境着想，韩信如能以此为转折点，在与刘邦的关系处理上像萧何一样谨小慎微，且忠心到底，或像张良一样激流勇退而明哲保身，刘邦即使想除掉他也找不到正当理由和事实根据，如此尚可颐养天年，得以善终。可惜的是他并没吸取教训，做出明智的选择，相反却委屈终日而耿耿于怀，同时在这种恶劣情绪支配下内心深处的叛逆意识反倒强烈增长。他先是采取一种消极的反抗办法，常常"称病不朝从"，觉得由王降为侯，地位与灌婴、周勃、樊哙等原来的部下等同，十分难堪，心情异常郁闷。
有一次，他来到樊哙的居处闲聊，樊哙因他曾是自己的上级，在军中又享有颇高的威望，因此以接待君王的礼节来接待韩信，恭恭敬敬，言必称臣，迎送时均行跪拜大礼。哪知一走出樊哙的家门，韩信却无限感慨地自嘲说："想不到我韩信今生竟混到与樊哙这样的人为伍的地步了！"可见韩信是一个自视甚高、太爱面子又傲世不驯、不堪寂寞的人物。刘邦知韩信不满，但因他权位已失，料已无甚大碍，也就不多与他计较，气量也大了起来，有时还找他聊聊天。可此时韩信已萌发了造反的念头，并且以"天下英雄我第一"，傲气不减当年，时时锋芒毕露却并不知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