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梁启超所说："至窜逐元祐诸臣，则亦还以元祐所以待熙丰者待彼而已。元祐诸臣是，则惇亦是也；惇非，则元祐诸臣亦非也。"若要赞美，双方应一起赞美；若要谴责，双方应一起谴责。这是对等的。
可是，在经过忠奸对立的道德书写之后，司马光的睚眦必报、冥顽不化，被美化成了忠臣对奸臣的零容忍，而章惇的同样做法，却被当成了奸臣对忠臣的谗害。
我不想美化北宋政坛的党同伐异，但也反对将司马光与章惇的同类做法区别对待，至少，他们都不是完人，在报复政敌方面应各打五十大板。
更为悲剧的是，无论身前死后，在争夺道德高地的斗争中，向来耿介、从不投机的章惇始终处于下风。他不仅被元祐党人当作"奸臣"，还被以新党自居的徽宗朝权相蔡京当作"奸臣"，名字被刻入《元祐党籍碑》。最后，更被《宋史》写入了《奸臣传》。一个两面都不讨好的人物，在历史的迷雾中，彻底模糊了身影。
在历史上，一个人物的真实状况与身后评价存在巨大反差的现象并不罕见。但像章惇这样，一直被误解、从未获理解的人，确实是悲剧中的悲剧。因此，有历史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章惇现象"。
说起来，作为章惇的老朋友，苏轼算是非常幸运的了，生前虽然也是两边不讨好，人生不如意，但死后他得到了绝高的评价。而章惇，或许不敢奢求什么，只想求取历史的公正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