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播晚会上，我首次在湖南台的荧屏前露面，右边是搭档黄子佼。
这场处女秀让台里看到了我的潜力，之后又为我定制了两档节目——《都市新声代》和《都市有情人》。慢慢地，我走在大街上都开始有粉丝要签名，几乎和明星一样受欢迎。
不久之后，台里传来了第二届金鹰电视艺术节要落户湖南的消息，开幕前夕，我惊喜地接到导演通知，说拟定我为金鹰节颁奖典礼的主持人，让我做好准备。
2001年，与马可搭档主持打榜音乐节目《都市新声代》的花絮照。
作为刚毕业的年轻人，这些于我是莫大的鼓舞，我对工作也越发拼命。每天早上九点开始化妆，两小时后进演播厅，下午七点结束，中间没有片刻休息，甚至没有时间吃饭。每天回到家，我都累得不行，躺在床上直发愣。高强度工作加上不规律饮食，让我落下了胃病，1米67的个头，瘦得只有89斤。
2001年9月22日清晨，还没睡醒的我又接到了制片人电话，说要临时录制两期国庆特别节目，我立刻从床上爬起来，早餐也没吃，简单洗漱完抓个皮包就往外跑。住处离台里大概一公里，老电视台又没有电梯，化妆间和演播厅都在顶楼，我一步几个台阶跑上去，结果坐下来化妆到一半，我突然感到后肩胛骨一阵剧痛，整个人毫无意识地倒了下去。
到了医院，我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只见双腿不停地抽搐，我被吓哭了，但连哭都没有力气，只能用非常微弱的声音告诉医生我全身没了知觉，医生表情非常遗憾。后来经过北京的专家会诊确认，我的颈髓里长了海绵状血管瘤，当天累到血管瘤破裂出血压迫中枢神经，导致几分钟内瘫痪。
下午五点，母亲从家乡赶来医院，我用微弱的气息说道，“妈妈，我不能动了。”她当即晕了过去。紧接着，我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被送入重症监护室，靠氧气管维持呼吸，大小便失禁，头部以下高位截瘫。重症监护室每天花费一万起，没几天就掏空了我们的家底。父亲在老家四处借钱，亲友都是普通工薪阶层，一家顶多能拿出几千上万元，对我们来说只能算杯水车薪。
当时湖南都市频道前后出了34万医药费，仍远远不够。最后通过各种各样的捐助，才解了燃眉之急。2004年，湖南广电的主持人们曾为我做过一次私人募捐，共计4万多元。2006年，姜昆老师在北京组织30多位艺术家为我募捐，共募得10万元。
《快乐大本营》的何炅老师也伸出援手，尽管我俩只见过一次，私下压根不认识。他不仅将《栀子花开》听友会上卖出专辑的所得尽数给我，还特地跑来医院看望，他来时带着一个大信封，里头装着两万块钱。素昧平生的唐季礼导演，听说我的事儿后也跑去医院，同样带着两万元的大信封。
何老师怕引起轰动，深夜和朋友去医院看我，那时我身体浮肿，状态很差。
朋友们的慷慨让我感动，父母做出的牺牲则让我心疼。我父亲彼时是一家国企的中层，为了筹措医药费不得不四处低头求人。母亲为了专职照料我的起居，提前五年退休，每天为我按摩、推拿、活动关节。
在马王堆疗养院做康复时，我需要在床边练习蹲起，身体重量全压在手上，母亲在旁边扶着我以防摔倒。有天做到第六十个动作时，我突然听到“咯嘣”一声，以为床沿被掰断了，结果是肱骨断裂。原本有一点点知觉的左手瞬间失去控制，整个人砸在母亲腿上，两个人都倒在地上起不来，母亲只能大喊救命。那一刻，我动也不能动，内心真的绝望透顶......还是护士听到呼救才赶来把我们救起。
后来去北京做康复，母亲陪床没地方睡，每天就坐在我的病床边打盹将就着。父亲找了个地下室住，环境也很差，里面又潮又脏，只有一张床，月租还得600元。撑了两个月，医院病床周转不让住了，我们只得去隔壁小区找了间一居室，租金高达4000元。
为了让身体好转，我总是很努力地做康复运动。
2005年，我的身体有了好转迹象，原先从颈部到整个腿部基本都没知觉，这时胸部以上恢复了些知觉，病情趋于稳定。康复间隙，我开始尝试写书，想把自己在遭遇意外后的心路历程都记录下来。
白天，我去医院做康复，晚上十点准时开始写作，常常写到凌晨。由于腰背肌无力，我必须把左手放在腿上支撑，用右手的食指一个字一个字敲击键盘。
一年之后，我的自传《我要站起来》在台湾地区出版，我由此获得了由中国台湾周大观文教基金会颁发的全球热爱生命奖，还被邀请到台湾做公益活动。这是我生病后第一次出远门，很开心，也备受鼓舞。旅程快结束的时候，我把30万台币稿费全部捐给了一家教养院，那里住着100多位重残儿童，比我失去得更多，生活也艰难得多。
2006年，我去台湾参加新书发布仪式和颁奖典礼，活动方还请来了我曾经的男搭档黄子佼。
次年，我又出版了第二本自传《阳光梁艺》，由何炅老师作序，结果刚印出来一万本就被抢购一空。买书的多是病友，他们一次买几百本，送给身边同样身处困境的人。这时候我猛然意识到，或许我的存在本身就是价值。我的经历是很不幸，但它能给别人带来生的希望。
《阳光梁艺》很快卖光，后来再版了一次，共计卖出10万本左右。卖书让我有了收入，父母也开始领退休工资，终于不必再为生存问题发愁。眼看身体和家庭状况都在变好，此时我又有了新的渴望：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回到主播台呢？或许，我可以再去读个硕士，有了硕士学习经历和文凭，对我回归主播台一定很有帮助。
母亲鼓励我说，“坐轮椅没关系，你去报考研究生，我陪读照顾你，以后你就是中国第一位轮椅上的主持人！”母亲的支持给了我很大力量。2010年，我31岁，决定放下一切顾虑去考研。在老家备考的几个月，时值仲夏，屋里又没有空调，闷热难忍。我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读英语、背专业知识，从早到晚泡在书本里。
每当我想懈怠的时候，母亲就会鞭策我，“你再这样就看不到希望了。”在她的监督下，我备考很扎实，用了一年时间，如愿考上中国传媒大学的播音主持艺术硕士。我很高兴，母亲也很高兴，尽管这对我们两个都是新的挑战。
早上8点上课，母亲5点就得起床给我穿衣服，尤其北京的冬天，要穿好几层裤子。穿完衣服她还要帮我做一小时康复运动，再一路小跑着去食堂买早餐。吃完饭，母亲要赶紧推我去教室，碰上台阶，得和同学们合力把我抬上去。在母亲的帮助下，我始终是班里出勤率和准点率最高的学生，这样的生活节奏一直持续了两年。
我本身是个比较独立的人，16岁就出来学习、工作，从不用父母操心，可自从生了病，我再也离不开他们。尤其是母亲，她47岁便离开热爱的教育事业，不再有个人生活，全身心被我占据。我很愧疚，也很无奈，只能尽量让自己优秀些，给她一点心理安慰。
2013年，我在轮椅上完成硕士学业，这是我和母亲共同努力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