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侵和洪承畴麾下秦军的调动是军事上的原因，明朝在政治层面上，也没有抓住农民起义陷入低潮的机会，本来应该借张献忠等人的投降之机，恢复几个战乱省份的民生，安抚百姓，组织他们回乡种地、生产，从根子上瓦解农民起义，毕竟，农民起义军的兵源就来自于无地种，无饭吃的百姓。
可明朝的财政拖了后腿，明朝政府无钱去安置散落在各地的难民，因为土地也都被各地士绅强占，也无法组织他们回乡劳动。火上添油的是，崇祯十年新上任主政的杨嗣昌为帮助明朝应对危机，提出了一个增加军队数量和军费的主意并被采纳，为此，明朝要各地多缴纳二百八十万两银子的税。
这二百八十万两税的来源，按照杨嗣昌的意见是"按田亩加派"，并且杨嗣昌反对"分别贫富"，也就是说，在杨嗣昌的意见中，穷苦老百姓和富人一样，都要交这个税，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个税全加到了老百姓头上，富人有太多的手段去避免交税。
且各地士绅和富人，还借着杨嗣昌增税的行政命令，把税又调高了几分，反正老百姓未必能看到朝廷的圣旨，都是由当地官员和士绅传达，收多少全由他们说了算，这多出来的，自然是他们自己笑纳了。如此一来，北方地区更多的老百姓因此家破人亡，未来，他们全部将成为复出的农民起义军的兵源。
有了以上两大原因的促进，崇祯十二年后重新崛起的农民起义军在北方地区可谓是如鱼得水，战斗力最强的明军在关外，而且未来也回不来了。杨嗣昌的增税计划又成为了压垮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把北方地区老百姓的人心全部送给了农民起义军，不愁兵源，又没有强敌，李自成宣扬的"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也是在这个背景下响彻北方大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