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降人指战败被俘、投降或主动归附的蒙古人，明称"蒙古降夷"，后金称"蒙古逃人"。已有研究多集中于明中前期，关于明清交替之际的蒙古降人则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特别是后金如何招抚与安置蒙古降人的问题更是鲜有论述。本文在分别详细考察明与后金对蒙古降人安置政策的基础上，从双方对蒙古降人认识的差异入手，探讨明与后金对蒙古降人安置的差异。
一、明朝中前期对蒙古降人的政策
明朝初期，盘踞在漠北草原的元朝残余势力是明朝最大的威胁。于是，明廷除了对其进行军事打击之外，又对其实行积极的招抚政策，诱使蒙古人投奔明廷，达到增强自己，削弱北元的目的。洪武四年(1372年)十二月，明廷除对来归的蒙古官吏赐以衣服、粮米、钱钞、宅第等物外，"仍给月钱米有差"，以保证蒙古降人的生活来源。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赐东昌府新附鞑靼官军钞，指挥十锭，千户八锭，军士五锭。其永平、德、蓟等卫将士如之。"根据蒙古降人官职大小分别赐予衣被钱粮等物。朱棣即位后，将此政策推广到明朝西北沿边和南方等地。永乐三年(1405年)七月，明朝规定对居住在甘肃、宁夏等处沿边的蒙古人赏赐的标准："都督，牛二十，羊一百五十；都指挥使，牛十四，羊七十；指挥，牛十，羊六十；千百户、卫所镇抚，牛十，羊五十。其随来军民，每户牛六、羊二十；家属给衣鞋布有差。"永乐七年(1409年)九月，规定对移居南京等地的蒙古降人的赏赐标准为："钞币、衣服、布、绢、鞍马、牛、羊、米、薪等日用器，皆给之。"明廷于宣德年间，打破了前代对蒙古人"勿给土地"的惯例，规定："侯，四百亩；伯，三百亩；都督，二百五十亩；都指挥，二百亩；指挥，一百五十亩；千户、卫镇抚，一百二十亩；百户、所镇抚，一百亩。"自侯到百户的蒙古达官赏赐草场面积从300亩至120亩不等。这种积极的招抚政策使蒙古人不断地南下移居到明朝境内，繁衍生息，日渐强盛，削弱了北元的势力。
但是，从元朝夺得天下的明朝群臣对蒙古有着天然的防范意识，认为蒙古降人"方其势穷力屈，不得已而来归，及其安养闲暇，不无观望于其间，恐一旦反侧，边镇不能制也，宜迁之内地，庶无后患"。明太祖朱元璋则提出了"用夏变夷"的安置思想，认为："人性皆可为善。用夏变夷，古之道也。令所获故元官并降人宜内徙，使之服我中国圣人之教，渐摩礼仪，以革其俗。"正统十四年(1448年)土木之变，明英宗被俘；十月，也先率部打到北京城下，"时(蒙古)降人安置京畿内者，乘机并起为盗。"为此，翰林院侍讲刘定之奏请："宜乘大兵聚集之际，迁徙其众远居南土，禁其种落，不许自相婚姻；变其衣服，不许仍遵旧俗。或以为兵，使与中国之兵伍相错，以牵制之；或以为民，使与中国之民里甲相离，以染化之。"要求朝廷加强对蒙古降人的管控。于是，景泰五年(1454年)正月，明廷借出征两广、湖、贵等南方苗民之际，调发河间、东昌等处蒙古降人从征，随后又遣其妻子前往定居，"自是肘腋无他患"，解除了蒙古降人对京畿地区的威胁。可见，明廷鉴于"土木之变"中蒙古降人时有叛乱的现象，及时调整了对蒙古降人的政策，由前期的以招抚为主转变为以限制为主的政策，将大量蒙古降人迁往内地安置，借以实现"用夏变夷"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