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霍光，田、辛二人看法有别。田先生把霍光看作把武帝时期政策转向"守文"方向的执行者、护航者，而桑弘羊才是兴利政策的深酷法吏的代表。辛教授则认为包括霍光在内的武帝托孤重臣都维持了汉武帝一以贯之的穷兵黩武的对外政策。
霍光可谓卫氏家族在巫蛊之祸后的幸存的"独苗"，就出身而言，他理当倾向卫太子的"守文"政策。昭帝朝对匈奴政策可见《汉书·匈奴传》。李广利投匈奴后，汉军"失大将军士卒数万人，不复出兵"。武帝驾崩后，匈奴也对武帝一朝的战事"罢极苦之"，"自单于以下欲有和亲计"，放归苏武、马宏。约在始元六年，匈奴寇五原，"少利"，并与乌桓爆发冲突，"大将军霍光欲发兵邀击之"，匈奴及时撤兵后，霍光也未收兵，而是"兵不空出，即后匈奴，遂击乌桓"。本始二年，汉发五将军二十万卒讨伐匈奴，但未有所得，之后再无大规模行动。
霍光主政时期，汉朝对匈奴有战争行动，但多是自卫反击性质，或是利用匈奴与乌桓、乌孙等其他民族的矛盾，趁隙以攻匈奴，绝非武帝时期那样侵略性、主动性十足。
有人因汉武帝托孤桑弘羊以及霍光排斥儒生、任用酷吏而认为霍光主政期并未出现向"守文"的政策转向。这则有必要理清楚"守文"这个概念。辛德勇认为守文"对外为慎兴征伐，对内则为宽治民生，节用财力"，而这其实正符合霍光所为。《汉书·霍光传》赞他为政时"百姓充实，四夷宾服"，《昭帝纪》也称"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