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区的高海拔地带，森林密布，气候寒凉，土壤肥厚，与关外长白山区气候颇有相似之处，完全具备人参生长的自然条件。在古代，上党的太行山区一直是人参的主产地，其地出产的上好人参，自唐宋以来一直是皇家御用贡品。
早在南北朝时期，医学家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就记载"人参生上党山谷及辽东"，其他地区所产"俱不及上党者佳"。唐代《通典》记载："上党郡贡人参二百小两"，宋代《九域志》记载："上党郡贡人参一千斤"。明代大药学家李时珍，勤求古训，多方考察，专门对此问题做过研究，在《本草纲目》中写道："宋苏颂《图经本草》所绘潞州者，三桠五叶，真人参也"，都是有力证据。而党参则是清代中后期才兴起应用的"新"品种。
朱元璋之后的明朝皇帝，把他的遗训当成耳旁风，为了延年益寿，每年都大量消费人参，大肆向上党地区摊派征收上等人参，给上党、潞州地区的农民造成沉重负担。这种行为最终导致严重后果。一是导致上党地区人参"参迹日渐稀少"，成了濒危物种。二是《中国新木草图志》记载，"潞州农民，以征求者无厌，遂以人参为地方之害，因噎废食不复采取。"《本草纲目》也记载，"民以人参为地方害，不复采取"，从此放弃栽培和保护人参资源，甚至故意去加以毁坏，导致人参逐渐在上党地区彻底消失。
关内没了人参产区，明朝皇帝们消费人参的习惯却改不了。于是，关外辽东长白山的人参，得以崭露头角，瞅准这个巨大的市场真空，异军突起迅速占领了市场。然而当明朝帝王将相们欣欣然享受关外人参时，他们却没料到一场大祸在形成。
关外的人参产区，全部在建州女真的掌控之中。一代枭雄努尔哈赤，虽然野心勃勃想吞并明朝，但苦于经济实力低下，严重缺乏军费。但人参贸易的蓬勃兴起，却为努尔哈赤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经济来源。明朝有识之士指出，"奴酋擅貂参之利，富强已非一日"。人参成了清朝崛起的重要原动力之一。大量白银外流，不仅让建州女真实力迅速增长，而且加剧了明朝财政危机，动摇了明朝统治根基，最终导致了明朝的亡国大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