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的选官制度带来了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稳定发展，儒学思想作为意识形态浸润着天下士子文人，“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儒家思想与科举制度的结合维护了统治者的长期统治，也维护古代社会长期稳定。
由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唐五代以后，中国没有再出现春秋战国、三国、魏晋南北朝时的大分裂，宋以后，除农民起义外，则是民族间互相融合的战争。
在教育与学术发展层面，真正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占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是科举制。唐宋明经科及进士科策论，元明清以后之进士科，均以儒家经典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因此，所有举子，为了入仕，获得名利，无论家境贫富，是否入学，都必须自幼苦读儒家经典，这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惜时、读书的好风气，他们立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伟大抱负，孜孜不倦，无论入仕与否，构成了庞大的“士”阶层，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中坚。士为四民之首，士习影响民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至今都是千古名句。
另一方面，科举制在古代专制独裁的社会环境下，是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创制的。科举制把读书、应考 、做官三者联系在一起，读书不单是修身养性所需，而是为了“学而优则仕”，科举使知识与教育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人才培养方面。科举制度造就了古代中国的人才，塑造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历史上文韬武略之辈多出自科举，白居易、柳宗元、苏轼、欧阳修等也对科举制多有溢美之词。
科举取士任官向平民开放，促进了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调解了统治者与平民之间、地主阶级内部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官绅地主与庶民地主之间的关系，巩固了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制度。
17世纪，欧洲传教士利玛窦把科举制介绍到欧洲。18世界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的思想家推崇中国的公平和公正制度。直到19世纪，英国公务员的方法和科举十分类似，很大程度上吸纳了科举的优点。
中国的农业文明毫无疑问是非常璀璨的，他让我们的国民衣食无忧，接受教育，推动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我们曾经无比辉煌，但却遗憾于近300年的没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