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共联合发动北伐，北洋政府在财政上也陷入困顿之中，使馆经费和外交官的薪水全无着落，思顺与希哲的生活大受影响。本来，他们所得的薪水公费也算很好了，不仅能够敷衍开销，还能替父亲照顾在海外留学的四个弟妹，对家里的帮助是很大的。然而，随着时局的变迁，北洋军阀的末日已到，北京政府的命运也就成了问题，这样一来，思顺的生计前途，就成了一件让梁启超忧虑的事情。他立刻找朋友商量办法，大家也一筹莫展，因为使领馆的经费此时已经断绝。他又希望能为女婿调一个有收入的缺，却并不顺利。思顺与希哲原先想调新加坡，梁启超以为可以和顾维钧（少川）商量的，经过一番了解，才知并不简单。"据顾（少川）说，现在各方面请托求此缺者，已三十人，只好以不动为搪塞，且每调动一人必有数人牵连着要动，单是川资一项已无法应付，只得暂行一概不动。"面对这种局面，梁启超既没有放弃为希哲寻找出路，又给思顺以谆谆教诲，他在写给思顺的信中说：
梁启超
顺儿着急和愁闷是不对的，到没有办法时卷起铺盖回国，现已打定这个主意，便可心安理得，凡着急愁闷无济于事者，便值不得急它愁它，我向来对于个人境遇都是如此看法。顺儿受我教育多年，何故临事反不得力，可见得是平日学问没有到家。你小时候虽然也跟着爹妈吃过点苦，但太小了，全然不懂。及到长大以来，境遇未免太顺了。现在处这种困难境遇正是磨炼身心最好机会，在你全生涯中不容易碰着的，你要多谢上帝玉成的厚意，在这个档口做到"不改其乐"的功夫，才不愧为爹爹最心爱的孩子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