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圭田山区突围出来的红军游击队，一路上遭到敌军的跟踪追击，队伍时常被打散，剩余的人员越来越少。1935年1月底，仅随7个游击队员摆脱追敌的唐义贞，来到长汀的下赖村。他们进村不到1个钟头，村庄就被敌军围住，搜查中唐义贞被敌人抓获。敌兵们一看唐义贞的穿着和相貌特征，就知道她是红军人员，欲对她上绑。唐义贞猛然记起衣袋里还有一张纸条，画的是下一站的会合地点，想到敌人如果按照地点前去围捕，又有一些同志将落入敌手。于是掏出纸条放在嘴里，嚼了几下便吞咽下去。她的这一动作被一个敌兵发觉，立刻叫喊起来。敌军连长不知道唐义贞吞下了什么红军机密，大叫着要她招供出来。任凭敌兵们怎样用柴棍、皮带抽打，唐义贞就是拒不作答。情况报告到刚刚赶来的敌团长那里，团长传下命令：赶紧实行剖腹强取！
一群丧心病狂者用惨绝人寰的酷刑，切开了唐义贞的喉管乃至腹部，从她血流满身的肠胃中翻寻嚼烂的纸条。唐义贞宁愿被敌人惨无人道地剖腹而死，也不暴露红军游击队的机密。这位曾经闻名中央苏区的“巾帼三杰”之一的女党员，用自己的生命实现了对苏维埃事业的无限忠诚！
建国以后，陆定一在瑞金、长汀民政部门的协助下，找到由范其标抚养的儿子陆小定。他怀着悲情赋诗缅怀爱妻唐义贞：
结婚仅五年，分别却四次，再见已无期，惟有心相知。
之三：范乐春与林伯渠
丈夫征战已远去，妻子留守仍战斗。
曾任福建永定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福建省苏土地部长的范乐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民经济部部长林伯渠的妻子。红军长征前十几天，范乐春生下一个男孩正在坐月子。显然，一个“月婆子”是不宜随军征战的。
那几天，范乐春的心情特别难受，很想把小孩托付给别人随部队出发，可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托付对象。林伯渠虽然也很难过，还得一次次地安慰妻子：“我们都是党的儿女，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不要太难过了，相信总有一天能够重逢。”妻子明白那是丈夫对自己的安慰，夫妻间的分离将是无可挽回的事实。想到这些年来与林伯渠的恩爱之情，现在一旦互相离别，范乐春心里确实割舍不下。然而，这个意志坚强的中年女性，投身革命斗争已有八年之久，历经了许多的风雨，懂得在人生和革命过程中，存在着一道道需要勇敢跨越的坎坷，必须面对现实，正视困难。想到这些，她对丈夫说道：“你尽管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和孩子。这次突围征战的路途艰险长远，千万要保重，等着胜利后相逢！”范乐春压根儿没有想到，这次分离竟是夫妻间的永别。
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十余天，范乐春将尚未满月的孩子带回永定金砂乡的老家古木督村，委托给堂兄嫂范美容、郭发仔夫妇抚养。接着来到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长汀县四都，参与闽西游击战争的领导。到了四都后，省委决定范乐春随中央分局委员张鼎丞去杭、永、岩三县指导地方工作。张鼎丞从省军区军械所要了十几支步枪和一些子弹，组建了一支二十多人的游击小队，离开四都赴往上杭。
在临时编成的游击队当中，范乐春是唯一的女性。虽然她的职务曾经是省苏维埃政府的土地部长、中央政府优待红军家属局局长，但她完全把自己当成一名普通的游击队员，主动地担负一些不属于她做的工作：每到一地，去向群众了解行军路线或找向导；发动村里的妇女连夜给战士们打草鞋、缝制绑带和腰巾；有针对性地找一些干部和战士交谈做思想工作，稳定他们的情绪。游击队进入永定县的月流村后，与红八团、红九团会合在一起，党内建立闽西军政委员会，选举张鼎丞为主席，邓子恢为副主席，范乐春与方方、罗忠毅、吴胜等13人为委员。
1935年3月底，中央分局委员、组织部长陈潭秋与张鼎丞、谭震林率领部队到达永定仙师乡，在大阜村遭到国民党第十师五十二团与反动民团的围击，突围中担任掩护任务的警卫班14个战士全部牺牲，陈潭秋从崖壁上往山下跳去。战斗结束的当天上半夜，范乐春听说陈潭秋跳崖殉命，带上十余人打着火把赶到战斗地点，终于在一条山沟里找到昏迷不醒的陈潭秋，用担架抬到严坑，请草药医生救醒过来。随即又转到西溪赤寨村治疗，使陈潭秋转危为安。
同年9月，闽西军政委员会转移到永定金砂的古木督山区。这里是范乐春的老家，可以说是人熟地熟，因而许多工作确实够得上这位妇女部长忙碌了。她带着群众和战士们在山里搭起一座座寮棚安顿下来，还为游击队筹集后勤供应。群众见范乐春回来打游击了，都很高兴，只要一号召，群众群起响应，帮助红军游击队解决困难。范乐春不顾个人的安危，来到赤寨、光坑、芹菜洋等一带乡村，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与群众一起研究对付敌军搜剿的策略，还有如何打破敌军“计口购盐、购粮”的封锁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