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当张居正改革人亡政息，土地清丈戛然而止后，名存实亡的一条鞭法，却给明朝粮食危机挖下大坑：
发达的明朝商品经济，火热的城镇化，给农民提供了更多机会，大批农民扔下土地进城。
那农业赋税呢？既然折合银两征收，自然不必种地打粮，到时交白银不就行了？
而这被万历弄成四不像的“一条鞭法”，更藏着大隐患，以明朝名臣于慎行在《谷山笔尘》里的感叹：明朝的“条鞭”征税，
其实给了地主商贾们更多“甩锅”赋税的空子，结果就是“农困而商宽”。
不堪负担的农民们，必然会扔下土地逃走。天启七年，河南那“荒矛白草”的景象，就是缩影。
此时东南发达的商品经济，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新兴城镇，也给离开土地的农民们，提供了赚钱的好去处。于是就有了明朝人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里的生动记录：“今一甲所存无四五户，则空一里之人，奔走络绎于道路。谁复有种田之人哉。”
普通的村子，都见不到几个种地的，全涌进城里打工了。
就算农村还有种地的，可明朝火热的手工业，更令农业生产跑了偏：丝绸瓷器等产业的生产越发扩大，以利玛窦等传教士估算，仅苏州上海地区，纺织产业工人数量就有近八十万。相关原材料价格暴涨，
昔日鱼米之乡的江南，土地大多改种了经济作物。
即使是正常年景，江南等地的粮食，基本也是年年购买。
这样的畸形景象，在正常年间，粮食还可以维持。但到了明末天灾爆发，农民起义与清军叩关等考验接踵而来时，早已埋下的粮食隐患，就如火药桶般接连爆炸。于是，就有了历史上痛心的一幕：原本富庶繁荣的明王朝，却在严重缺粮的困顿里，蒙受了饿殍遍野的灾难，走向了悲情的灭亡。
漠视粮食安全的代价，工农业比例失调的后果，晚明的山河变色就已证明，那是何等刻骨铭心的严重。“粮食安全”，这个至今全球各国都无比警醒的话题，参考明末变局就可知，无论哪个年代，都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