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浩的这种保土自守、蓄力待时的策略和北方集团志在恢复的壮志形成了激烈的冲突。绍兴三十二年，李显忠、邵宏渊请战，张浚请孝宗亲临建康，史浩言道：帝王之兵，当出万全，岂可尝试以图侥幸。张浚言：中原久陷，今不取，豪杰必取而收之。史浩不屑的反驳道：中原决无豪杰，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又言：彼民间无寸铁，不能自起，待我兵至为内应。浩言：胜、广以組耰棘矜亡秦，必待我兵，非豪杰矣。"眼见史浩意不可回，于是抗战派越过三省径檄诸将。史浩无奈的说道：康伯欲纳归正人，臣恐他日必为陛下子孙忧。浚锐意用兵，若一失之后，恐陛下终不得复望中原。史浩随后便遭到御史王十朋的弹劾，出知绍兴。
事实上，南宋自从立国之后，就已经决定了其保守江南、划江自治的格局。高宗曾一度担心金朝会解送钦宗归国或借用钦宗另立傀儡政权影响自己的皇位合法性，从而始终未敢轻易与金朝交战。秦桧南归以后，提出南自南，北自北的策略，正中高宗的下怀，也迎合了部分南方士大夫守土自治的要求。到了孝宗时代，主战派又占据了优势，可是准备不足，符离之败使南宋北伐的努力前功尽弃，主和派再度得势。自开禧北伐以后，宋廷就再也没有主动挥军向北，以内治为核心的南宋自治政策成为士群体的最终选择。从此，它作为士阶层的主流意志，决定了南宋中后期的政治走向。
没有了恢复中原的志向，实际上南宋政府也没有很好的做到蓄力待时，南宋招纳归正人的政策也没有达到其初衷。大量归正人空耗国家财政，在军队中不被真正的信任，归正人组成的军队更大程度上体现出一种雇佣军的性质。随着朝政的败坏与军纪的松弛，南宋军队的战斗力越来越下降，财政也越来越困难，到了蒙古灭金之时，竟然虚弱到仍然谨守和约不敢接纳归正人的地步，连高宗朝都不如了。难怪在元朝人编辑的《宋史》里有这样的评论：自绍兴和议成，材武善谋之士，无所用其力，若王友直之矫制起兵，李宝之立功胶西……皆中道以殁，是以知宋不克兴复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