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迹象表明，他结交朋友，丰西纵徒等都是有预谋的。否则，他也说不出“大丈夫当如此也”的话来。
二是组织“地下活动”。刘邦于距离丰县县城较远的一个偏僻地方纵徒，显然是为了避免丰、沛二县遭受连坐。
那么，司马迁为什么不直书刘邦这段经历呢？惟一的可能就是他不想将刘邦描述成一个早有预谋的造反者，因为在司马迁眼里，刘邦是“大圣”（在《史记》中孔子是“至圣”）。
刘、项相争赢在哪
刘邦胜在哪？项羽败在哪？两千多年来众说纷纭。大家共同的倾向是相信刘邦所总结的那样会用人，而项羽这边人才流失极为严重，是导致他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此（张良、萧何、韩信）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得人则胜，失人则亡，毋庸讳言，这是楚汉相争孰胜孰败的重要原因，但还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首先，赢在长远战略，败在短视行为。从反秦动机上看，刘邦有统一天下之志，项羽只是出于复仇。表现最明显的就是项羽好杀，这是最短视的做法，定陶一战中，不听原楚国令尹宋义劝告的项梁战死。刘邦和宋义，成为楚怀王麾下两支主力，项羽只是宋义手下一偏将。后来，项羽斩杀宋义，夺取军政大权。宋义纵然有举兵不进，想坐观秦赵相争之过，擅杀统帅，项羽之骄功急进如此，也因此丧失了西进咸阳的先机。
刘邦以“仁”获得了楚怀王的支持，得到了出兵咸阳的机会，善待秦王子婴和降将，从而也赢得了三秦父老的好感。然后打出“与天下共利”的旗号，赢得了其他诸侯的支持。可见，其志在平定天下，而不是复仇。这一点，项羽谋臣范增看得很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话虽很玄乎，但刘邦的所作所为确实有王者风范。
项羽进咸阳后，不仅杀了秦王子婴，而且以欺诈的手段坑杀了二十万秦之降卒，屠咸阳，烧宫室，将三秦大地得罪得最为彻底，导致他不敢在咸阳这一形胜之地立足，当他被人点醒：“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之后，已悔之晚矣——这都是缺乏政治远见的结果。项羽的目的始终都是复仇，亡秦后，结果达到了，所以他自封为“西楚霸王”，心满意足。他的目的不是天下共主，而是作为六国之一的楚王。
其次，从心态上来看，刘邦没有“亡秦必楚”的道德包袱，项羽却背负着沉重的道德包袱。他以亡秦义军首领自居，迫使他必须以复仇为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