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睿逃到南方，在健康继位，延续了晋朝100多年的国运，赵构逃到南方建立的南宋又给宋朝续命将近150年，然而，在大厦将倾之时，崇祯皇帝却没有让他的太子或者三个儿子中的任意一个逃到南京，从而措施良机，导致父子最终都困死北京的悲惨结局，这是为什么？
一、政治正确问题
明太祖立国金陵，历洪武、建文、永乐三朝，前后共五十三年。永乐十九年成祖迁都燕京，降南京为留都，南京的全套政治机构仍然保留并仍然正常运作直至崇祯年间。然而，尽管南京五脏俱全，但事实上对于国家政治而言，这五脏仅仅是个摆设而已，并无太大实权，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与北京中枢机关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成祖之所以放弃父皇在金陵的基业而迁都燕京，一则是因为他在燕地就藩数十年，人脉广、根基厚，燕蓟之地是他的立身之本，二则，是因为明朝最大的外患——蒙古至今余孽未消，迁都燕蓟有利于巩固边防。
成祖将首都定在边防门户之后，与绵延蒙古高原南缘的边防国门仅隔燕山、军都、西山这三扇天然影壁，很显然，成祖的这个决定，使皇帝亲自成为了自己国度的门房。成祖亲征漠北、英宗北狩土木堡、武宗北巡应州，无不是天子守国门的典范。
由此看来，天子守国门的基调，其实从成祖之时就已经定下了，这是一个道德制高点，因为这是祖宗定下的调子，你不遵守，你就不孝，你就是王八蛋，死了都进不了祖坟。
二、崇祯性格问题
崇祯皇帝属于典型的有病看大夫，看不好就杀大夫的性格，推卸责任，不能承担过失，在崇祯的心理，“我没错，都是你们的错”这个想法根深蒂固，这直接导致他跟群臣的关系非常糟糕，群臣不愿意出提意见，也不想为皇帝分忧，因为他们知道，崇祯翻过脸来就会把责任推到他们身上，说杀就杀。
南渡一事，崇祯未尝没有想过。崇祯十七年正月刚过，崇祯单独召群臣论政，东宫左中允李明睿告诉崇祯，此诚危急存亡之秋，唯有南迁可行。崇祯一时间非常激动，告诉李明睿，此事朕欲行已久，奈何外面朝臣不从。这事朕想做，但你先别往外说，你敢说出去就杀你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