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必欲除狄青而后快， 不仅惧其得人心， “狄青起行伍， 为枢密使， 每出入， 小民多聚观， 叹其拳勇， 至壅马足”。更嫉其不以出身行伍而自卑， 仁宗劝他去其面黥， 他却说:“要使天下贱儿， 知国家有此名位待之也。”这种自信与提高武将地位的意识最为士大夫所难容。故欧公虽承认狄青“事艺实过人。比其流辈， 又粗有见识， 是以军心共服其才能”。但狭隘的政治心胸却贬之“尚未得古之名将一二”。狄青、岳飞都是文武兼修的大将， 不是那种文臣最喜欢的头脑简单的莽夫。因此他们绝难被宋代的政治体制包容。
宋代士大夫诚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精神， 但其文化人格并非完美， 他们还有排除异己， 为维护本集团政治利益不惜牺牲王朝大局的一面。其虽有文化之功， 亦少“女主、外戚、宗王、强藩之祸”， 然实为一种畸形的政治文化， 没有那个王朝只靠修文崇士， 擅写文章辞赋就能够长盛不衰的。一旦外敌入侵， 如空中楼阁的繁荣瞬息就灭。岳飞死后， 不少官僚不仅不为岳飞洗冤， 反助纣为虐， 迫害岳飞家属。“秦桧既杀岳氏父子， 其子孙皆徙重湖闽岭， 日赈钱米以其活命。绍兴间， 有知漳州者， 建言叛逆之后不宜存留。乞缓其所急， 以尽其天命。”这种斩草除根之想法， 可谓狠毒。
岳飞之死虽有其个人因素， 如少自晦， 不像张浚、韩世忠等于临安广置田宅， 使主上放心， 遂犯人君大忌。但须明辨者岳飞其实死于宋代文人政治的陷阱， 其“遇秦桧之奸而不免， 即不遇秦桧之奸而抑难乎其免矣”。应该跪在岳飞坟前的决不止秦桧一相， 亦不必高宗一君， 士大夫官僚也是同谋者。岳飞之死显示了宋代文化的悲剧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