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辅的中文广告
2018年2月，李菁夫妇抵达阿拉木图市，这里是哈萨克斯坦第一大城市，包括司机、翻译和生活助理在内的三名精因宝贝当地工作人员，正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第二天，李菁夫妇来到了精因宝贝在当地的合作方IRM生殖医院，“是一栋4层楼，有点像国内妇幼保健院的风格。”李菁在这里做了血常规、尿常规、B超、肝功能等一系列检查后，在第三天开始打促排针。
促排针的形状有些像旋转式眉笔，每次在肚皮上完成注射后，李菁都感到肚胀，身体也会有些水肿。在连续12天的注射之后，李菁坐上妇科检查床开始取卵。
医生一次性取出16个卵泡，其中有15个质量达标。同一天，丈夫也完成了取精。15个卵泡进行配对，最后养成了8个胚胎，其中四五个状态良好。
在离开哈萨克斯坦之前，李菁夫妇和代妈见了面，那是个30岁出头的中年女人，有两个孩子，看上去善良忠厚。双方在公证处签了三方协议，合同是医院提供的，明确了代孕过程中各方的权责。李菁记得，合同中特别要求，代母需要在怀孕期间尽量保证胎儿的健康。
第一次移植并不成功，医生说代母子宫有问题。
精因宝贝又给李菁发来第二位代妈的照片和个人简介，“第二个长的很漂亮，穿着很优雅，29岁，在电信公司做客服。”每次这位代妈去医院做检查都会发来照片，3月20号左右，第二次植入两周后，代妈测出怀孕成功，“又过了两周，就听到胎心了。”李菁回忆。
随着一张张B超传回，宝宝一点点在代妈的肚子里长大，五个月的时候，代妈辞职在家养胎。又过了4个月，李菁夫妇见到了自己的孩子。
不止哈萨克斯坦，类似李菁夫妇这样“借腹生子”的中国客户，遍布中亚及东欧的多个国家。
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生殖医院里的中国面孔越来越多。“中国人和中国人抢，一些中介就在医院门口蹲着，看到中国人就上去搭话，抢客户，包括一些中国留学生，也做这种中介服务。”庄玉磊说，近年来媒体的报道“炒热”了乌克兰代孕，市场极度饱和，代母资源却增长缓慢，“很多客户等半年也匹配不上代母。”
因为妻子身体的原因，38岁的韩明毅来基辅尝试代孕。在地铁的广告墙上，他看到各式各样招聘代母、卵妹的广告，走在街上，四处可见的生殖医院立着巨幅广告牌，用中、英、俄三种语言介绍。几番考察，韩明毅最终选择了一家专做中国人“生意”的彼奥（Biotexcom）医院，“到了那里，中介就不需要服务了，医院的工作人员虽然都是当地人，但汉语都很好。”
范高也去了彼奥医院，他觉得没必要找中介，在当地找了个20多岁的中国留学生，“给了两万元人民币，他从机场接我，帮我租房，在医院也全程陪同翻译。”范高相信，这位留学生已经有过不少类似的地陪经历，“他很熟练，对医院很熟悉。”
哈萨克斯坦一名代母在丈夫的陪同下签署代孕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