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毛泽东十年生下10胎的女人(2)

2020-03-16 04:51     人民网

3、贺怡要为姐姐争地位

当年轮又过了十圈,贺子珍满身伤痕回到祖国的时候,毛泽东先是年初同意王稼祥夫妇和罗荣桓夫妇将贺子珍从精神病院接回国,接着在5月30日致信时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东北局妇委书记的蔡畅,请她照顾好即将从苏联回国的贺子珍。8月,贺子珍携女儿娇娇和岸青兄妹抵达哈尔滨,先在东北财政部任机关总支部书记工作,后调至哈尔滨总工会干部处做工运工作。第二年她随机关迁至沈阳,并与妹妹贺怡会面。

作为毛泽东的弟媳,贺怡要为1937年赌气出走的姐姐争个名分,力劝姐姐回到毛泽东身边。贺子珍对此已心静如水,但实在拗不过妹妹的好心好意,她犹豫了。在贺怡帮助下,贺子珍和女儿娇娇分别用俄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女儿的来信,毛泽东喜出望外,立即用电报回复了。而对贺子珍来信,毛泽东没有直接也没有那么快捷地回信。

贺子珍写给毛泽东的信大意是:“主席:我已经回到中国来了。身体不太好,还在休养,并参加一些工作。我离开中国九年,对国内现有的情况不大了解,我要通过工作来了解情况。我在苏德战争期间,生活艰苦,什么都要干,比长征还苦。不过,这已经过去了,现在我要好好工作。现在我学做工会工作。我很感谢您对我妹妹和母亲的照顾,代我尽了姐姐和女儿的责任,我将终生铭记在心。”

为毛泽东十年生下10胎的女人(2)

毛泽东最后还是回信了,这封迟到近两年的信是在1950年夏天才回复的。

1949年春,贺怡与到北京商讨翻译毛泽东哲学著作的苏联教授尤金一起,带着娇娇和毛岸青一起来到北京,住进了香山的双清别墅。性格泼辣、敢作敢为的贺怡在大哥毛泽东面前毫不掩饰地说:“主席,我一是来送外甥女的,二是来给子珍姐找地位的。”贺怡觉得现在是要给自己的姐姐争个名分的时候了。毛泽东沉思良久没有回答。后来“毛泽东还是在石家庄约见贺怡,要贺怡把贺子珍找来,颇有重归于好的意思”。而且毛泽东还跟她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让贺子珍到这里来,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了,我们还是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吧。”可是,等贺怡再次带着姐姐贺子珍来到北京的时候,却没有了上次那样的顺利。当火车行至山海关,贺子珍被自称为组织部门的人在山海关阻拦,被挡在了北京的大门之外,只得在天津住了几乎一个夏天。而这一切的真相都在1949年11月21日,随着贺怡在寻找毛泽东和贺子珍于长征出发时寄养在江西的儿子毛毛时遇车祸身亡,而随之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了。

4、回到延安,毛泽东收到了她的“诀别信”

1937年9月的一天,刚刚开完洛川会议回到延安的毛泽东,在凤凰山吴家窑的窑洞收到了妻子贺子珍的回信。信是他的警卫员从西安八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捎回来的。这封被后人称作所谓“诀别信”的信件,其实只是一块白手帕。

从8月20日到30日,毛泽东在洛川整整待了十天。在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中共军事战略应从“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转变”。这一转变的伟大意义,历史已经证明了毛泽东的远见卓识。但当毛泽东回到凤凰山窑洞时,他的那位说话快、走路也快、性子又急又爽快的妻子贺子珍已经离开家,到西安去了。人去屋空,他们甚至还没有来得及道一声别,这不禁让毛泽东黯然神伤。然而,这一别,竟是22年。

毛泽东到洛川开会去了,凤凰山窑洞的哨兵也撤了。因为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和漂亮女翻译的到来,爱跳舞的毛泽东与贺子珍的误解越来越大,十年患难夫妻开始赌气吵架。贺子珍的刚烈脾气是出了名的,从上井冈山到下井冈山,从长征到延安,身上留下17块弹片的她,连毛泽东也爱称其为“女司令”。但这次,毛泽东似乎没有迁就贺子珍,他安排贺子珍去党校学习,甚至生气地与妻子分居。这更激怒了贺子珍,她感觉:“毛泽东和井冈山、瑞金的那个毛泽东不一样了”,“他要是陪我吵,跟我吵,我会好受些,而采取这种态度我就伤心透了。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我认为他对我淡漠了,疏远了……”因此,从井冈山就开始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贺子珍,再也不想参加或列席她不知参加过多少次的由毛泽东主持的重要会议了。

没有出席洛川会议的贺子珍也没有闲着,“老毛”的离开似乎让她觉得自己的生活反而安静了许多。她没有那么浪漫。要不,她怎么会当“爱开玩笑”的毛泽东在与“开放无拘无束”的美国女人“又说又笑”的时候,“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呢?毛泽东因此“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而对她来说,毛泽东首先是她的丈夫,然后才是主席。在贺子珍不服毛泽东劝告的背后,藏着的却是一颗女人脆弱又有些要强、多疑和自卑的心。一气之下,贺子珍要离开延安,要去西安,要去上海,她要去治病,要去取出身上的17块弹片,去学习文化,因为她知道在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和爱国学生涌向延安的时候,她肚子里有限的几滴墨水已经显得落伍了,她甚至觉得丈夫在“嫌弃”她了。

“老毛”不在家的日子,贺子珍内心或许更多的是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因为她将要离开延安,离开毛泽东,到上海去,到世界上另一个更加闻名的红色圣地——莫斯科去,这个地方就连批评她“不懂事”的丈夫、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也还没有去过。她嘴里说的是“去治病、去学习、去休息”,而内心里其实是在跟“老毛”赌气,在跟有文化的“开放的美国女人”斗气,也是自己要为自己争口气——16岁参加革命、17岁领导革命、18岁骑马挎枪走天下的她,要用先进的文化来武装自己,甚至包括学习跳舞。爱之深,情也切。她深爱着她的“老毛”,她害怕她的“老毛”疏远她离她而去。

日理万机的毛泽东落寞地坐在吴家窑的窑洞里,在这四壁简陋、只挂着一些地图、唯一的奢侈品只是一顶蚊帐的家中,在那闪耀着微弱火花的油灯或烛光下,那个和自己一起夜里工作白天睡觉像个“夜猫子”一样勤劳无畏的妻子呢?那个夏天为他扇扇子驱蚊纳凉、冬天为他暖被生火的温柔体贴的妻子呢?那个从山上采摘新鲜的野杏自制成酸得掉牙的蜜饯的可爱能干的妻子呢?毛泽东的内心何尝不是翻江倒海?一日夫妻百日恩,更何况他们已经是十年夫妻,患难与共,生死相恋。而与贺子珍的爱情,或许与毛泽东一生所保存的对“骄杨”杨开慧的初恋的激情有着本质的不同。他怎能忘记三起三落的井冈岁月;怎能忘记八角楼的灯光;又怎能忘记自己跛着脚第一次与这个勇敢美丽的“永新一枝花”见面时,她把他化脓糜烂的双脚命令似的放在她18岁的掌心里擦洗换药;还有,她“年头一个年尾一个”为他生了十个孩子(贺子珍这次出走正怀着第十个孩子)……是贺子珍陪伴着他度过了最艰难的革命岁月和他人生的低谷并重新崛起。他多么希望妻子能够回到自己的身边。于是,他赶紧给她写了封信,派警卫员立即送到西安去,并要把她接回延安来。但,贺子珍没有回来。贺子珍只是请警卫员给丈夫毛泽东捎回了一块白手帕,上面只写着四个字:“从此诀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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