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这地方 毛泽东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3)

2020-05-08 13:09     北京日报客户端

勇于创新,革故鼎新

香山时期,中国共产党破旧立新,大破大立,结束旧中国的统治秩序,开始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这个过程是扭转乾坤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

比如关于国家性质和政策的创新。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国家,各个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如何,国家的历史任务和内外政策是什么等,是建国首先必须明确的关键问题,是举国关注的重大问题。

为此,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文章,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结合中国实际,论述了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国家对内、对外政策等,清晰地回答了建立新中国的基本问题,为筹建新中国做了政治理论的准备。

比如在军事战略方面的创新。在向全国进军中,中共中央根据敌我力量变化和国民党军主要集中在江南和西北、西南大中城市与主要交通线的态势,一改党以往进行军事斗争的方式,实行“先占城市,后占乡村”的作战方针;

针对桂系等国民党军一触即退、尽力避免作战,准备撤退西南地区顽抗的图谋,中共中央制定和实行了远后方、远距离“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达成“兜剿”国民党军的效果;

大量实施“北平方式”,在对国民党军采行战斗方式的同时“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推动和争取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接受和平解决。结果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河南省政府主席兼国民党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官张轸等率部起义,新疆实现和平解放。据统计,百万雄师渡大江之后,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逾百万之众。毛泽东就此指出:

“国民党军队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再如针对天津城市接管中出现的“左”的偏向,资本家因恐慌和观望,延迟开工复业,导致生产停滞,工人失业、通货膨胀等问题,刘少奇发表“天津讲话”,纠正了天津城市工作中的“左”的偏向,解除资本家的各种疑虑,调动了他们在生产恢复与发展方面的积极性;并且化解了劳资矛盾,使工人们认识到只有实行劳资两利的政策方针,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才能使生活得到改善,天津市的生产得以恢复,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尤其是创造性地发挥了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思想,为党的城市工作的顺利开展,为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发挥了独到而积极的作用。

此外,在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和召开中,在解决旧中国遗留的各种问题中,都有许多的创新。概括言之,勇于创新是香山时期党的工作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艰苦奋斗,谦虚谨慎

在进驻香山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党在香山时期的实践,就是践行“两个务必”的典范。其时,面临空前规模的进军全国的战争形势,面临前所未有的建国立制的伟大使命,面临美国可能军事干涉的风险,面临稳定广大新解放区社会秩序、巩固新生政权的繁重任务,中共中央审慎对待每一个重大问题,集思广益,正确决策。

民主党派人士曾提议“及早准备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接管全中国”,并提议新政协宜于1949年二三月间召开。苏共代表米高扬也提议攻占南京或上海之后立即宣布中央政府,但中共中央对成立新中国的工作非常慎重,充分筹划,结果从新政协筹备到召开,用时半年之多。

对于帝国主义的可能干涉,中共中央虽然做出美国出兵的“可能性虽有,但大规模出兵的可能性不大”的基本估计,但仍做出防范计划,规定整个第二野战军是作为中央军委手中准备随时对付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干涉的强大的战略预备队。上海解放之时,为防备美军在上海登陆,部署二野、三野共同准备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

如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礼贤下士,热情相待,非常尊重。毛泽东、周恩来诚恳邀请宋庆龄出席新政协,原来曾计划在8月召开新政协,但决定,以宋庆龄与会时间而具体确定:如果宋庆龄能于8月中旬到北平,则于8月下旬召开新政协;如果8月下旬成行,新政协9月上旬召开。8月28日,宋庆龄到达北平,新政协也最终定于9月下旬召开。

再如,针对当时在党内军内产生的诸如“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反革命”的思想和情绪,加强党内和革命阵营的建设等,强调“我们绝不当李自成”等,防微杜渐,谦虚谨慎,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同时,昂首阔步走向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新征程。

(责任编辑:傅鑫 CM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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