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研究 抗战时期上海的毒品贸易与消费

2020-02-17 03:12     澎湃新闻

日军占领上海初期的毒品市场

抗战爆发之前,上海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毒品消费市场。市场上流通的毒品,既有“烟”(鸦片)也有“毒”(吗啡、海洛因及可卡因等合成毒品)。据上海市公安局1935年的统计,全市鸦片消费者人数约为12万人。上海地区(含郊区)每月的鸦片消耗量为600担左右。其中400担为“官土”,主要来自云、贵、川三省。其余200担,则由东北、热河和伊朗等地“非法”输入的“私土”构成。随着抗战的爆发,上海的毒品贸易与消费遭遇了空前危机:不仅“官土”运销中断,走私毒品也因交通阻隔难以为继。毒品供给不得不依靠少量个人走私和战前的“存货”。鸦片的价格也因此由每两3元飙升至15元。

面对毒品贸易这一巨大财源和战争爆发后上海毒品市场的无序状态,日军当局很早就计划将这一“生意”控制在手中。战争初期上海的实际控制者——以楠本实隆为首的“日军上海特务部”——每年的活动经费仅有区区20万元。此外,各级傀儡政权由于收入匮乏,经济上也处于困境之中。因此,在占领华界之后,他们乐观地认为毒品贸易将大大缓解财政上捉襟见肘的窘境。他们估计毒品贸易每年可带来3亿元的可观收入,这些收入主要来自江苏、安徽、浙江和上海等地区。为推动上海地区的毒品贸易,攫取更多财源,日本当局不仅对本国浪人在上海的贩毒行为采取默许态度,甚至还在日军控制的闸北、浦东和公共租界东、北两区实施毒品公卖。

1937年11月,一个背景复杂的日本人藤田勇受上海日军之托,通过“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从伊朗订购了一批重达20万镑的鸦片,用于上海销售。为销售这批鸦片,楠本实隆又将另一名日本浪人——里见甫请来负责此项工作。1938年春,第一批伊朗鸦片到达上海后,里见甫便开始接受订货。由他主持的鸦片贸易十分隐秘,土商只需通过电话即可订货。一旦接到订单,他便派遣部下前往日军上海特务部申领鸦片批文,然后到仓库提货,并在事先约定的地点交易。为保证安全,有时日军也直接参与毒品押送。由于一切都处于秘密状态,这类交易常常被不知内幕的日伪警察所阻碍。

大道政府开征毒品税失败后,相继又有一些本地土商、日本浪人和少量西方侨民试图与日军合作建立毒品贸易垄断组织,但都未能获得成功。面对上海毒品市场复杂的形势,日本人开始意识到,控制上海的鸦片贸易,不仅需要一个有影响力的傀儡政府,同时还要与本地土商合作才能获得成功。因此,1938年2月,在日军的推动下,蒲剑英、方达璋等鸦片商人在沪西曹家渡成立了一个半公开的鸦片销售机构——“上海公卖处”。

尽管如此,当时华中沦陷区的政治、军事形势和上海本地局势,距离日军建立鸦片贸易垄断组织的目标仍有很长一段距离。一方面,日军不愿背负从事毒品贸易的罪名,因此需要一个傀儡政权来为这一行为负责,而当时这一条件显然还不具备;另一方面,此时一个具有足够实力的合作者还没有出现。抗战爆发后,杜月笙避走香港,上海大土商失去了一位可以信赖的、与当局进行交涉的中介人物。尽管有一部分土商愿与日伪当局合作,但这些人缺乏足够的实力和声望,无法达到日军的要求。当然,阻碍毒品垄断机构产生的最重要因素,是鸦片贸易的巨额利润如何分肥,在日军与土商之间并未达成共识。此外,毒品供应商之间的竞争也构成了一个阻碍的因素。为独占中国毒品市场的巨额利润,三井和三菱两家公司展开了激烈竞争。这一竞争直到1939年4月日本外务省出面协调才得以解决。

鸦片与社会漫画(《禁烟半月刊》创刊号1936年6月)

“华中宏济善堂”与战时毒品贸易垄断

至1939年中期时,日本当局在沪建立毒品贸易垄断的条件已完全成熟。首先,一个以梁鸿志为首的伪政权已建立起来。其次,日本供应商之间的关系也已理顺。再次,毒品贸易的中介人物——盛文颐获得了日军的信任。当然,最重要的变化来自抗战总体形势的演变:日军由于深陷中国战场,物资消耗不断增加。日本亟须强化“以战养战”策略,才能在物质上更有力地支持侵华日军。随着兴亚院的成立,原本由军方控制的毒品贸易,转由该机构管理。在兴亚院的主导下,上海乃至华中地区的毒品垄断组织——“华中宏济善堂”在上海正式成立。

1939年4月30日,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指令伪维新政府在行政院下设立戒烟总局,作为取缔鸦片的中央机关。在戒烟总局的指导下,设立烟商组建的“慈善机构”——华中宏济善堂及地方善堂,专门负责鸦片的采办、运输、销售和毒品的戒除、治疗等事宜。6月1日,里见甫被戒烟总局任命为华中宏济善堂副董事长,代理理事长,这标志着该机构的正式成立。

华中宏济善堂实行自上而下逐级公卖体系,总堂设于上海,并建立起总堂——分堂——膏店——戒烟所(烟馆)的层级架构。上海总堂设立后,南京、苏州、芜湖等地也先后设立分堂。此外,善堂还下设“土行联合会”,作为毒品零售机构的管理者。上海地区所有的鸦片销售商,都必须在该联合会注册登记,并接受其管理。鸦片由总堂负责进口,并出售给各分堂,再由各分堂分售各膏店,膏店再分售各戒烟所。戒烟所实际上就是烟馆,生鸦片被购入之后煮成熟膏,开灯供人吸食。作为战时上海乃至华中地区最大的鸦片垄断商,华中宏济善堂及其网络初步形成于1939年底,它的存在与运转一直持续到1944年4月,前后共计4年又10个月。

禁烟宣传画(《禁烟专刊》1937年6月)

“非法”毒品的走私活动

华中宏济善堂的建立,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上海毒品供给的不足,但仍无法完全满足市场需求,毒品价格依旧居高不下。在厚利的诱惑下,日伪当局控制之外的“非法”毒品走私活动随之大量产生。在战争爆发的最初几个月,由于“官土”运输的中断,上海市场上流通的鸦片很大一部分便由这些走私烟土构成。

毒品的走私者

在日军的保护下,旅沪的日籍毒贩构成了战时毒品走私最活跃的群体之一。尽管这个群体在战前就是毒品走私的重要力量,但由于法律与秩序的存在,他们的贩毒活动无论在租界还是华界,都不得不处于地下状态。随着华界沦陷,日侨在南市、闸北以及公共租界苏州河以北地区,开始公开进行毒品买卖,并将毒品贩入租界销售。1937年11月18日,淞沪抗战甫一结束,一批鸦片就被日本浪人从大连运往上海,在虹口、闸北等地公开出售。

另一个积极的群体则由上海的鸦片经营者构成。抗战爆发后,毒品价格不断攀升。为牟取暴利,很多小土商不得不亲自投入毒品的走私与贩运中。1938年2月18日,法租界警方破获一起鸦片走私案。烟贩季国彬见鸦片价格飞涨,便指示妹妹和嫂子前往香港购买鸦片偷运回沪销售,以牟取暴利。两人在法租界外滩码头上岸时被巡捕抓获,当场查获走私鸦片约3千克。

某些特殊的职业群体,例如警察、海员也常常卷入毒品案件之中。有一名叫做“王金玉”(音译)的香港警察,从1935年起便开始负责往返于沪港间船只的海上安全。1938年12月1日,他所负责的“德生轮”抵达上海。在此之前,他接受了一李姓乘客的委托,将1.8千克鸦片送往爱多亚路“亚洲旅馆”,双方约定事成后王可获15元酬劳。当他携带这批鸦片经过新开河街时,被法租界警察查获。

一些在战争中失去生计的难民,也被迫加入毒品的走私当中。1938年2月25日,法租界警察捕获一名老妇王胡氏,从她身上搜出红丸97袋,共计17000余粒。她声称全家原居住在浦东。抗战爆发后,家中房屋毁于战火,不得已避难到浦西。在逃难途中,儿子死于流弹,媳妇失散了,她还有83岁婆婆需要供养。无奈之下,她受人蛊惑携带红丸17000粒从上海到外埠售卖。

此外,可以免除刑事刑罚的未成年人,也常常被利用进行毒品走私。1938年5月6日,一名家住闵行的14岁女孩,在公馆马路被法租界警方拘捕。警察从她的身上搜出鸦片35克、海洛因两包以及鸦片烟灰5克。她供称并不知道包裹里装有什么,包裹由居住在公共租界的叔叔委托她带回闵行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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