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岩:苏联“共产公妻”的谣言是如何产生的?

2020-02-17 06:26     澎湃新闻

“妇女国有”

1918年的夏天,美国和欧洲各大报纸上纷纷出现这样的头条:“禁止组建家庭,布尔什维克公妻”“苏维埃实行群婚”“社会主义令卖淫合法化”。这些说法很快就被指为谣言。1919年8月17日,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辟谣:“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所以一听人说他们实行‘妇女国有’,就按情理断定是人家给他们造的谣言。后来看见美国New Republic登出此事的原委,知道这话果然是种谣言,原是布尔扎维克政府给俄国某城的无政府党人造的。以后辗转讹传,人又给他们加上了。”

继李大钊之后,刊登于1920年第8卷第6号的《新青年》上的《劳民俄国底婚姻制度》再次辟谣。此文由日人山川菊荣撰写、李达译。山川菊荣考证说:“妇女国有”的消息最初出自美国人阿里夫塞拉的《劳农视察记》。阿氏记录了伏尔加河畔小城萨拉特夫的无政府主义者发布的“妇女国有”的布告,后被以讹传讹,将“妇女国有”归于布尔什维克的所作所为。

1919年苏联红军的一支女兵队伍

这一传闻的流布极广,中国的报纸也有反应。1918年8月28日《申报》有《俄无政府党之公妻制》一文。从行文看,该文应译自“俄国萨拉土夫(即山川菊荣所谓萨拉特夫)无政府党自由会社妇女国有条例”。报纸的编辑并没有把这则消息太当回事,它没有出现在国际新闻版或要闻版,而是出现在第17版,大标题之前尚有一引题:《四十年后之新世界》,暗示了“妇女国有”是子虚乌有的海外奇谈。

在《劳民俄国底婚姻制度》一文中,山川菊荣援引“巴里特氏”及“普来安女史”的《游俄报告》,驳斥了“妇女国有”的谣言。普来安说:“劳农会通过布告关于婚姻时的集会,我曾出席……这布告采决以前,有一兵士起立,主张政府应限制离婚在三次以下。又有一兵士站起来说,‘我们相信自由,为甚么一定要限定人们结几次婚呢?’讨论于是终止了。最有趣的是,结婚和离婚都与吃一杯茶一样,并无别的道理,可是结婚局和离婚局也并没有应接不暇的模样。”在接下来的篇幅里,山川菊荣转述普来安的观察,介绍了苏俄婚姻法,撮其要者,有以下几项: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期,给妇女以可能的范围内的自由;离婚可由双方同意也可以由一方提出;男女对子女的权利义务平等;禁止重婚,但不制裁奸通和私通;婚生与非婚生子女平等……这些立法精神,被日后的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婚姻法》所继承。

从1910年代末到1920年代初,因俄国革命的成功,本是戏言的“共产公妻”一说,因知识阶层的讨论和苏俄信息的传入,变得越来越真切。“妇女国有”或属子虚乌有,但立法保护离婚自由及非婚生子女权益,不受法律干涉的婚外性关系,在当时以至此后很多年的中国仍属激进之议。与此同时,“共产公妻”的污名渐渐成为达成政治目的之利器。

1920年11月,陈炯明电邀陈独秀赴粤主持教育。初到广东,陈独秀声名甚隆。短短4个月之后,广东高师学生却向省议会提交了驱陈议案,指斥其主张讨父、仇教、公妻、妇女国有。

查同时期的《申报》,陈独秀为粤教育界所不容,似另有原因:“粤人之伦理观念实较强于各省,故办教育者必须道德纯洁,始足起一般社会之信仰”,“谈新文化者必以实学为根底,若无实学则最沦于思想破产而为智识阶级所轻视”。国民党老人黄子凌(黄钺)认为:“陈独秀来粤已及两月,考其成绩不过在报纸上说两句大话”,“以其主义既无彻底之研究,而浮嚣之气已输入于一般青年之脑海,无穷祸害令人悚惧”。就连曾经力促陈独秀来粤的汪精卫也公开说:“今日所谓新文化,注重哲学而不注重科学,专从思想改造未免倚于一偏。须知我国以哲学改造社会已有两次教训:如晋尚清谈、尊老庄,造成一种玄学,卒启五胡十六国之乱;宋人以禅宗参入儒学,造成一种理学,亦不能御女真蒙古之侵入。则今兹之提倡新文化若不于科学注重岂不危险?”

石岩:苏联“共产公妻”的谣言是如何产生的?

如《申报》所言,陈独秀在广州遭驱除与其激进的主张有关,与保守人士认为他有道德瑕疵有关。对于主张讨父、公妻、妇女国有之说,陈独秀在3月23日接受广州黎明访社记者采访时说:“这些话提起来又好气又好笑,试问父有何可讨?既说是妻不是妓,如何公法?我们虽不主张为人父专把孝的名义来压迫子女,却不反对子女孝父母,更不能说‘孝为万恶之首’。至于‘百行淫为首’,这句话我想除了一班淫虫及讨几个小老婆的大腹买办,不会有这样荒谬的主张。”“又好气又好笑”“荒谬”说明了陈独秀对“公妻”一说的态度。查《新青年》杂志关于妇女问题的系列讨论,陈独秀的几篇文章主要集中于妇女选举权、男女同校、女工等话题。在广东任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期间,陈独秀做过的关于妇女问题的演讲也多属于此类。他虽曾提出“中国妇女解放的要求,不但是精神上的,而且是身体上的”,但“身体解放”针对的是缠足等陋习。陈独秀观点的激进之处在于“妇女解放运动,也就是充实政治革命的内容之一种”。

陈独秀主张“公妻”的谣言一出,不仅陈本人,袁振英、陈公博等,也纷纷在《广州群报》、上海《民国日报》上辟谣。论者认为,1921年9月,陈独秀主动离开广州系因信仰之转变,并非迫于舆论压力。

从陈独秀离粤前后纷纷扰扰的舆论可见“公妻”谣言的“新动向”:与民初政客把“公妻”张冠李戴给一个面目模糊的群体(维新派、改良派)不同,到1920年代初,这一污名开始针对具体的人,并且增加了“妇女国有”的新内容。按照传播学的理论,“谣言的力量之一是它的不断重复,人们今天从这听到,明天从那听到,说法不断在变化,添油加醋,去粗取精,越传越像回事”,“谣言和人一样,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它也是一种复杂造物的结果,来自历史,影响历史,更阐释历史”。“公妻”及其新说“妇女国有”所体现的或正是人们在大变动前夜所特有的“嗅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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