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直指军委在指挥上存在四大缺点：
一、“决心迟缓致失了不少可以取得胜利的机会”，“这是军委最大的”，“最严重的缺点”；
二、“决心下后在对时间的计算是极不精确的”，致各部队“动作不能协同”，“像这样的事实多得很”；
三、“军委对各部任务的规定及执行的手段过于琐细，使下级无机动的余地，军委凭极不可靠的地图去规定部队的位置，……一直干涉到很小的战术布置，则是无论如何不适用的”；
四、“军委对于战术原则还未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未充分去分析当时当地情况上的特点，而总是一套老办法到处一样的照搬”。
在信的最后，林彪写道：
“有些重要的负责同志，因为他以为敌人五次围剿中所用的堡垒政策是完全步步为营的，我们已失去了求得运动战的机会，已失掉一个战役中消灭（敌）几个师的机会。
因此遂主张我军主力分开去分路阻敌，去打堡垒战，去天天与敌人保持接触，与敌对峙，去专门求小的战术胜利，以削弱敌人，想专凭在长期无数小的胜利中（每回消灭敌人一连或一营），就地把敌人的五次围剿完全粉碎，这种意见我是不同意的。事实我们没有失去运动战的机会，并没有失去一回消灭敌人几师的机会。”
这是一封尖锐泼辣又不失于冷静分析的信，直指“军委最大的”、“最严重的缺点”。这样明确、大胆而具体地向军委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在当时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中并不多见。
林彪以冷静剖析对李德的批判，不亚于怒火中烧的彭德怀。
林彪善思、善战。彭德怀由勇生智，林彪则由智生勇。
从带兵伊始，他就与“主力”二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8年2月，南昌起义部队到了耒阳城下。朱德听取当地县委情况汇报后决定：大部队正面进攻桌子坳之敌，抽出一个主力连队配合农军攻城。被抽出的，是林彪率领的连队。耒阳被一举攻克。
朱德由此发现林彪的军事才能。这一发现此后反复被实战证明。
他当连长的连队是全团战斗力最强的连，当营长的营是全团最过硬的营，当团长的团是红四军的头等主力团。
如果一次、两次，还可说有那种不好排除的偶然性；几十年如一日，带出一批擅长野战的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便不能全部归诸偶然了。
研究林彪指挥作战的人，应该好好研究一下上面这九条。
“有强烈的吞掉敌人的企图和雄心”；
“闭上眼睛面前就有一幅鲜明的战场图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