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谣言揭开文明冲突的序幕

2020-05-26 08:24     时代周报

相对温和,或曰善于“掩饰”的洋教士们,为什么反而引起了中国人最大的恐惧和仇恨?答案归结于洋教士的“文化自负”。洋教士认定中国文化不如基督教文化,决心从改造中国的文化入手来彻底改造中国。换言之,这是由洋教士“文化自负”所导致的“文明的冲突”。

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以洋教士东来为开端。

早在16世纪,一些随着葡萄牙商船来华的洋教士就开始在澳门传教。为减少阻力,吸引中国人,早期教士采取与中国文化折衷的态度,却不为教廷所容。相互不能妥协的结果是,清王朝从康熙后期即实行禁教政策。

两次鸦片战争,洋枪洋炮的威力,不但使洋教士得到了向中国各省传教的权利,且享有治外法权。然而仅有纸上条约,是无法消除不同文明之间对立的。所谓“教案”,乃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大关目。

清末,被义和团烧毁的望海楼教堂,是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的见证。
清末,被义和团烧毁的望海楼教堂,是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的见证。

当谣言成为相互认知的媒介

针对中国民间的反教情绪,美国著名史学家费正清等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流露了深深的困惑:

外国人中间唯有基督教传教士到中国来不是为了获得利益,而是要给予利益;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至少在表面上是为中国人的利益效劳。那么,在19世纪所有那些来中国冒险的人们当中,为什么传教士反而引起了最大的恐惧和仇恨呢?如果对这个问题有任何一个答案的话,那就是传教士常常要、不可避免地坚信这一主张:只有从根本上改组中国文化,才能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使中国皈依基督教,而且他们是不达目的不肯罢休的。

洋教士“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至少在表面上是为中国人的利益效劳”,这不是一句让我们舒服的话,幸好这句话还没有说满,“至少在表面上”云云,使习惯“文化侵略”定势的我们尚不至于大动肝火。实际上,即便是在持“文化侵略”论的人那里,与持洋枪洋炮叩击中国国门者相比,手拿福音书的洋教士的面貌也温和多了,只不过他们认为,这种温和是一种“掩饰”和“伪善”。

相对温和,或曰善于“掩饰”的洋教士们,为什么反而引起了中国人最大的恐惧和仇恨?费正清们提供的答案,归结于洋教士的“文化自负”。他们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洋教士认定中国文化不如基督教文化,决心从改造中国的文化入手来彻底改造中国。换言之,这是由洋教士“文化自负”所导致的“文明的冲突”。

不同的文明之间未必只有冲突,大可求同存异。这是当代人的共识,取得这点共识远非容易。特别是在不同的文明相遇之初,如果沟通和交流不畅,甚至根本缺乏沟通和交流的有效渠道,那作为某一个民族精神共同体的文明,在异族眼里,会呈现出一种怎样的图景呢?《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提到了19世纪在中国流行过的一本小册子《辟邪纪实》,是专门抨击洋人洋教的,内容骇人听闻,如说外国“所有出生三个月的婴儿,不论男女,肛门都塞以空心小管,而于晚上取出,他们称这为‘固定生命力要素之术’,这使肛门扩大,长大时便于鸡奸……”

现在很难找到《辟邪纪实》来证明以上说法,不过,类似的言辞曾在中国流行应是事实。大陆出版的《筹办夷务始末》收录了一份1862年在江西出现的《扑灭异端邪教公启》,实际上就是当年知识分子张贴的一张匿名大字报。其中洋教士的罪责被归纳为:“采生折割”,“奸淫妇女”,“锢蔽幼童”,“行踪诡秘”,大字报号召民众“齐心拆毁天主教堂,泄我公愤”。当时为息事宁人,清朝官方还派人到江西查访,了解民情。官员问:“我等从上海来,彼处天主堂甚多,都说是劝人为善。譬如育婴一节,岂不是好事?”回答者说:“我本地育婴,都是把人家才养出孩子抱来乳哺。他堂内都买的是十几岁男女,你们想是育婴耶?还是借此采生折割耶?”

相似的事物,在不同的文明环境中,往往呈现迥然不同的外观。这里提到的育婴堂,同为中外皆有的慈善机构,但一旦到了异质文明的土壤中,双方不接触不了解,谣言就会转而成为相互认知的唯一媒介,这样,在异族的奇特想象中,文明也将成为格外狰狞和恐怖的东西。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天津教案”,就是因育婴堂的风波而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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